权力转移理论Microsoft Word 文档

“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有关解释战争、特别是大国间战争的学术思想。

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大国间权力关系变化以及这些关系变化究竟将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分支之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

在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常识性看法更是直接同“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着某种联系。

近年来,坚持“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开始用这一理论讨论中国崛起问题。

他们中有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导致战争,但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难以避免地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预测与理论总结。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权力转移”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A. F. K. 奥根斯基(A. F.K. Organsky) 。

其理论框架并不复杂。

由于该理论的追随者顺应1960年代中期美国兴起的战争与国家能力研究普遍走量化分析模式和大量使用80年代后“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理论的数理分析方法,该理论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假设论证,而是围绕着奥根斯基提出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实证测试和观点的扩展。

[ 3] 理论的概念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都是由奥根斯基完成的。

在他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奥根斯基教授认为,核武器并没有改变战争与军事冲突这一国际关系中宿命性的问题,即便在核时代,防止大国间的战争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切。

他考察了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强烈质疑当时所盛行的均势理论(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

特别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是最高的。

[4 ] 虽然大国权力分配有差异,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政府效率这两个“车轮”的牵引,即便是后起的大国也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国出现“权力持平”,战争就难以避免。

[ 5] 在1968年出版的修订版《世界政治》中,奥根斯基教授进一步修正和阐发了他的“权力持平”将导致战争的理论,认为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主导性的大国又由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国家”。

这就形成了“满意国家”和“不满意国家”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

“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战争就此爆发。

[ 6] 1980年,奥根斯基和他的弟子、也是他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库格拉教授( Jacek Kugler)发表了《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一书,第一次为奥根斯基所提出的大国间“权力持平”与大国地位的“权力转移”将带来战争之间的变量关系,提供数理统计学上的数据证明。

他们发现,有潜力角逐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权力转移”就不会有“战争”;但如果这些“竞争者”之间发生了“主导者”地位可能易位的“权力转移”,则一半的案例显示发生了战争。

[7 ]他们的结论是,国际关系中“主导国家”的位置因为“权力的重新再分配”而发生转移,则常常在原来的“主导国”和竞争者中引发战争。

这是大国战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 8]综合来看,“权力转移”理论有三个很重要的理论特点。

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同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财富积累和发展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近现代世界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由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差异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的本质力量不是外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政治”,而是内在的工业化进程。

战争作为国际关系中必然的权力冲突现象来自于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大国内部的权力增长过程。

因而,奥根斯基的“权力定义”(power definition)并没有突出之处,但对“权力的衡量”( powermeasuring)却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

在奥根斯基看来,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

这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地实施工业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的尽快发展,政府是否能通过提高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这一系列的因素已经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的“关键指标”。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这些因素上表现不同,从而促成了剧烈变动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再分配,导致了国际系统中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权力差异”( changing power differentials) [ 9]。

和奥根斯基基本同时代的学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s)以及约翰·赫茨(John Hertz) ,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国家间权力的变化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这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

[10 ] 但他们并不关心权力的国内产生方式,而只关心权力的国际使用及后果。

奥根斯基和他们不同的是,他认为权力的国内产生方式已经成为了国际系统中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权力变更最主要的因素并非只是权力的显示与使用,同样包括权力背后的工业化能力以及相应的执行管理和调动资源的政治能力。

在“权力的衡量”这个国际关系权力分析的基本方式上,奥根斯基追求的是一种“宏观的解释”,力图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权力要素的物质分析,而将其与近现代历史中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全球性变革浪潮——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挂起钩来,将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变革能力、政府管理效率等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要素与国家间的权力变迁结合起来。

[11 ] 这样的宏观视野确实反映了他对世界政治背后历史与经济根源的深刻理解。

从这一点出发,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因素”,即“工业化”使得不同国家出现了增长差异,从而决定了大国间实力的再分配,而不再是军事结盟这样的“外在因素”。

[12 ]在权力增长的来源中传统的结盟手段不再重要了,内在经济发展成为国家自身实力增强的最可靠来源。

如果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实现了“工业化”,即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权力转移”理论究竟将如何适用,他本人的回答是明确的:一旦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权力转移”产生的大国竞争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国家权力的“巨大和突然的变化”几乎停止,需要“新的理论”。

[13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转移”理论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并不代表永恒的法则。

[14 ]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再分配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经济理解的学者并不少见,坚信国际关系中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更有助于和平的学者与理论并不匮乏。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是其中之一。

基于对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历史的考察,他得出了“霸权转移”( hegemonic transition)的理论见解,和奥根斯基一样,同样认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差异有助于和平,减少战争。

[15 ]吉尔平将霸权国家不仅定义为国际系统中权力分配的“最强者”,更重要的应该是国际关系中稳定的缔造者。

因为霸权国家应该有能力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利益的满足,从而坚信稳定所能带来的持续好处。

其结果,霸权国家就更有能力抵制挑战者的战争威胁,能够在国际系统中实现持续的稳定,并尽可能避免以往国际关系历史上权力再分配常常导致的战争灾害。

[16 ]除此之外,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的“和平长周期”理论同样反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分散和均等有助于和平的看法,而认为国际系统中权力的集中有利于形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和平周期”。

[17 ]虽然在今天主流的战争理论中奥根斯基的学术影响力远不如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那样突出,但他们本人及其追随者的理论探究,确实使他们成为了把国家内部经济要素的分析融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开拓者。

特别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探讨财富增长与权力和平转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显学”之一。

正如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总结的那样,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力再分配的起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世俗性的扩展”,二是“国家为了安全与生存的目的而激发的对权力集中的制衡”。

[18 ] 奥根斯基的贡献恰恰在于,他是敏锐地察觉到“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变化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变更产生重大作用的最早的学者之一。

第二,挑战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建立“权力转移”为依据的战争解释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的主体不是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变迁,而是追求大国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理论说明。

“权力转移”理论历经三代学者的发展,其初衷不改,也使得该理论在当代丰富多彩的战争起源理论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19 ]奥根斯基强烈反对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对均势学说的偏爱。

二战结束以后,对国际关系中大国战争为什么总是难以避免的理论探讨都侧重在“均势”理论,认为大国间力量的相互接近有利于维持秩序与和平,因为大国实力的接近可以为国家的制衡行为提供最有力的手段。

而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均势的崩溃,均势崩溃的原因是因为“实力对比”的失衡、“错判”或者对权力独占的“贪欲”,以及缺乏对这些挑战行为进行阻止的权力意志。

[20 ]均势理论家们认为,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出发,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力的相互接近并由此产生的制衡,是遏制“错判”、对权力独占“贪欲”的最好办法。

因此,“均势”理论的支持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在不同联盟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均衡存在有助于“阻止战争”。

[21 ]奥根斯基提出了与均势理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大国间力量的均衡更容易导致战争。

为此,“权力转移”理论主张和平的维护在于主导性的大国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有赖于主导性的大国是否能和其盟友一起支持和维持国际秩序,有赖于“满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支持主导国家的霸权地位。

[22 ] 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理论推演,“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战争是主导国家与后起的挑战性国家动态的权力变迁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增长速度必然造成它们之间的权力变化。

当主导国家与崛起中大国的实力对比从原来权力分配的巨大差异(power disparity)逐步走向权力持平、甚至实现“权力优势替代”(power overtaking) ,战争是最容易爆发的。

为此,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最有可能爆发的“权力持平”点,以便为政策提供警示,为战争行为提供较为精确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