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一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成就尤其是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 ( 《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 ) ，“雄深雅健” ( 刘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刘锡说柳文“焉如星丽天，而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同上 ) ;《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精裁密致，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 ( 《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上 ) ;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 ( 《河南穆修公集》卷二 ) ;梅尧臣说“其言星斗，百岁犹比晨” ( 《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 ) ;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 ( 《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 ) ;苏轼“流转海外……惟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 《东坡续集》卷七 ) ：吕南公谓“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 ( 《与江秘校论文书》，《园集》卷十一 ) ;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老僧头去”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 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 ) ：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 ( 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附录 ) ;李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 ( 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 ) ;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 ( 《纬略》卷三 ) ：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露》卷十四 ) 。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 ( 《谈篇》，《草木子》卷四 ) ;茅坤说柳文如“偏锐师，骁勇突击，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 ( 《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

首 ) ;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 ( 见《斋内言》 ) 。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 ( 《〈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 (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 ) ：孙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与昌黎倡和千古” ({ 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 ) ：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 ( 《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 ) ：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 《艺》卷一 ) 。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锡编成《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

先生文集》 ( 即百家注本 ) 及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463 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山水记和。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二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 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因自放山泽间，其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