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湘《菉竹山房》解读

吴组湘《菉竹山房》解读

《菉竹山房》是吴组湘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33年。情节不太复杂，讲的是新婚夫妇“我”和阿圆从城市回到老家，受二姑的邀请，去她家小住。二姑年轻时曾与鼠族学塾中的一个聪明少年的门生相恋幽会，“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后，“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不幸的是，她的情郎在“赴南京应考”途中“翻船身亡”。19岁的二姑闻耗自缢，被救活。少年家与女家经过商议同意后，二姑抱着灵牌做了新娘，一直孤寂地生活在“一丝阳光也晒不下来”的灰暗阴森的菉竹山房里。二姑和丫头兰花的行为古怪，把“蝙蝠”叫“福公公”，“燕子”叫“青姑娘”。少年也去世20余年了，二姑和兰花却还说姑爷经常回来，“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走”，就连给“我”们用的蚊帐也“是姑爷的蚊帐”。晚上天气突变，使本就有些“鬼气”的菉竹山房气氛更加阴森恐怖。本来已惊恐万状的一对新人，忽然听到窗外“如鬼低泣”的“低沉的戚戚声”，并看到窗上印露着的鬼脸。“我”壮起胆子，推门而去，门外的两个“女鬼”竟是二姑和兰花。原来她们在门外偷听窥视新婚夫妇房中生活!

小说通过对菉竹山房这一中心的描写，营造了人物生活的环境与气氛。写菉竹山房正是为了突出生活期间唱的主人。景物与人物有着互渗和比喻关系。作者在叙述故事时，设置了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者的视角，以“我”和妻子阿圆去看望抱着灵牌做了新娘的二姑为线索，来写“我”和阿圆所听到、看到的主人公二姑的故事。另外，第一称叙事者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巧妙地进行了视角转换，呈现出叔

祖、少年家等次要人物角色视角。在二姑的心目中，她和已亡人之间是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在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下，二姑和少年之间演绎的是“伤风败俗”的故事。

本文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作者设置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的目的，显然是不希望读者从叙事者的角度看待二姑。这也正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带来的“距离控制”的美学效果。第一人称叙事的美学效果即是拉开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叙事者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这一中介的存在使读者不会把小说中的叙事者的观点误认作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态度。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是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化的观念，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与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他人，是社会，这也正是作者把二姑的故事处理成人鬼情未了似得爱情故事的原因。所以，在封建社会政体虽然解体但传统文化糟粕因素仍然存在的广大农村，不可否认，二姑的有客观现实的基础，二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但在作者现代文化的烛照下，相对于作者的意图来说，二姑的故事是被主观化、符号化的。

二姑压抑的人生，扭曲的心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封建制度对人性和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与摧残，是封建礼教“吃人”历史的又一次注脚。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只是社会的附属，对其

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和不平等，只能独自承受，默默等待被“吃”——妖魔是身体的毁灭，要么是灵魂的扭曲!即使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已有两千多年封建发展史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封建传统思想得堡垒依旧顽固，不是轻易就能打破的。1923年，正当大家津津乐道于“易卜主义”和“娜拉出走”的时候，鲁迅就尖锐提出：“娜拉出走后怎样”对妇女的解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出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见解的精辟，一针见血!不管男女是否结合，“名分”关系产生了，伦理关系也就产生了，妇女就要尽这种伦理关系下的伦理义务，恪守这种伦理关系下的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姑的人生悲剧并非从“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开始。作为一个女子，当她与少年相爱时，甚或心中萌发爱的念头时，就已经注定了其爱情的悲剧性。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自己选择爱情的女人。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少年没死，二姑就能沐浴到爱情的阳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未必。她与才子少年的夫妇名分关系能否成立还是个问题。且是小说中的描写：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放佚风流的叔祖父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当时究未成功。在封建社会中，自由恋爱是绝对的禁区，就算是已婚夫妇，丈夫对妻子产生感情，都会令那些卫道士们感到惶恐，因为他们害怕这会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陆游才学过人，在士大夫阶层中有比较高的威望，但他面对自己痴心的爱人，也只能空自悲吟《钗头凤》!

对一般女性来说，不论婚前的性行为还是婚外的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齿的。在封建礼教观念如空气般笼罩大地的环境里，在重重的重压中，他们能冲破阻力成为名分关系的夫妇吗？这恐怕是很难的。二姑虽然嫁进菉竹山房，但实际上从少年翻船身亡的那一刻起，在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中她也跟着死了，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也正因为少年的死，她才可能得到有所谓“名分”关系的婚姻，而这种形式上的婚姻，不过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为维护封建礼教给她披上的一件外衣罢了。对二姑来说，有无这个名分，其生活实质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这个名分关系对封建礼教却极为重要，它需要这把锁链来束缚二姑的身心。少年死了，她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她的正常人生也就结束了。这是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真正绝望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