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了支那驻屯军的紧急电报。电报称：“因遭到射击，随即进入对敌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工作。”当天早上，日本陆军省向首相近卫文麿报告了此消息。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听完内阁书记官风间章的汇报后，近卫文麿的第一反应却是：“该不会是日本陆军的阴谋吧？”近卫之所以会怀疑此事是日本陆军方面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槻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1931年12月，若槻内阁倒台，接任首相的老牌政客犬养毅曾派遣秘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然而，犬养毅内阁既无法掌控前线动向，也难以贯彻其政策。到头来，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追认乃至纵容军方在东北的行动。1932年，在日本陆军的一手扶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的“战果”，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事实上，“胜利者”非但没有被指责，更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日本畸形的军政体系

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之所以能够无视政府政策，擅自策划、执行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巨大阴谋，在造成事实后又能迫使政府追认，除了个别军官

的独断专行外，更是由于当时日本异常畸形的军政体系。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特别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大权。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曾这样解释“统帅”的意义：“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权。”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军之数量”。换言之，天皇不仅握有统帅军队的指挥大权，也掌握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限。根据这两条宪法，日本陆海军直属天皇，而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12条成为军部独立体制的法理依据

1900年，陆军大佬山县有朋进一步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且需军部同意。因此某政党即便通过正常选举获得政权，但只要陆军或海军拒绝提交大臣人选，就无法组阁。此

外，如果军方不认可内阁的政策，还可以让军部大臣辞职并拒绝提名新的人选，那么内阁便自行倒台。1913年，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曾一度修订“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预备役或退役军人亦可出任军部大臣，但之后实际上仍是由“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之职。另一方面，军部下达的任何命令均无需总理大臣签署，陆海军大臣同意即可；军事长官还能直接上奏天皇，同样无需通过内阁。“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掌权的“统制派”为预防转入预备役的“皇道派”将领出任军部大臣，再度复活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如此一来，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分裂为以内阁为首的政府和以陆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组成的所谓“军部”。随着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力量愈发膨胀。按美国大使格鲁的话来说，“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军部离垄断国家权力仅有一步之遥。这只名为“军部”的“怪兽”早已“暴走”（日语意为“失控”），连当初将其从牢笼中释放出来者也难以控制。

军部挟持内阁，内阁纵容军部

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日本）与西方霸道（美国）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却坚持“不扩大主义”，被戏称为“帝国陆军的异端儿”。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16师团师团长。后因与东条英机数度爆发激烈冲突，终被罢免军职，编入预备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未被起诉，仅作为证人被传召。1949年病逝。著有《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

但是，日本陆军大部分将领与参谋则普遍持所谓“对支一击论”，即只要对中国猛然一击，那么整个华北乃至内蒙地区都将顺利地纳入日军的支配之下。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抱怨：“让人头痛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立在一旁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却冷笑着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8日晚，陆军大臣杉山元召集“强硬派”军官商议对华派兵事宜。9日早上，武藤章连夜起早完成了《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提出“如果中国军队采取

挑战的态度，那么就需向中国驻军增援必要兵力，驱除中国军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