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是道德约束还是规则守望

公平正义是道德约束还是规则守望

随着新闻媒体、通讯工具和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大量的社会事实、新闻动态被公众第一时间了解，第一时间评价。而自从进入了信息时代，公平正义就一直是国人最热衷于讨论和关注的话题。温家宝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的光辉还要温暖。”在老百姓的心底里，公平正义比经济的增长更加迫切。公平正义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今天我们乃至世界所有人类最关心的话题。

当然，公平正义的话题不是只有在当代才被发现和重视起来的的，放眼历史，公平正义存在于人类的每一部史册中。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也是追寻公平正义价值真理，深化对公平正义认识的过程。在我国古代，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强调公平即和谐，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伊壁鸠鲁则把公平正义看作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伊壁鸠鲁则把公平正义看作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可见，在探寻公平正义的道路上，人类思想家已付出了巨大努力。

但是，如何看待公平正义，怎样实现公平正义，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对待公平正义的态度都不尽一致。在奴隶社会，奴役奴隶，把奴隶当成工具被认为是正义的。在中世纪和封建社会，专制、神权和世袭被认为是合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和等价交换被视为是公平的。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以往全部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称为真理而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公平、正义这两个词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正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苟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正义观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观，形成于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各司其职”；基督教伦理学家则认为，肉体应当归顺于灵魂就是正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从一般的伦理

学意义上看，正义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作的事，也指一种道德评价，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它主要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更多地被专门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它是一个关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范畴，意指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无差别性，即按照某种社会所确认的标准同等地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如“一视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公平表示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原则。从字面上理解，既有公正、不偏不倚之意，也包含有社会学经济中常用的公平分配、公平交易之意思。

面对公平正义是道德约束还是规则守望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公平正义必须被作为道德约束来对待。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人们发现一些传统的东西演变为很强的物质主义。很多学者认为，缺少一定的道德标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应该开始重建社会道德。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在全球化的今天，道德文明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公平正义正是道德约束中一个永恒不变的重要的方面。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道德约束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以“金融大鄂”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在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的所作所为，遵循了“公平”的市场规则，遵循了规则和法律，但有悖于道德对公正的要求，引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 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 公正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186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 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工人进行兄弟般的合作, 要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871 年, 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共同章程中明确地指出,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

把公平正义和道德权利放在一起，是道德主体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权力，并发挥这种权利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构建，是公平正义能够得到维护。在规则和法律无法涉足的领域和事件中，利用道德约束安抚社会不同群体存在的不公平

感、相对被剥夺感、利益丧失感等心理反应, 并制约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违反公平正义的事件，要求的相对公平、公正的决策，是道德约束的强大内在能量。市场和社会是文明的场所，公平正义不可颠覆。我们当以当以道德约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制约和规范权力，消解权贵资本对市场经济的裹挟变形，建立社会分化的秩序，强化社会整合的功能，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本质。强化社会整合，尤须关注弱势群体社会资源的所有，发展机会的平等，竞争能力的开发，上升通道的畅迭，还有文化心理的认同。一旦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怀有种种用意的人或群体便可借口公平的规则而将有利于自身却有损于他人或群体的做法付诸实施。另外，在个人对公平持不同见解的社会环境下，如何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公正，就使得劳动者之间以及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与劳动者之间的协商、协调及各种契约关系、政策关系成为必要。在这里，公平和正义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保护自身权益的诉求工具。上述公平正义作为道德约束的理性认识结果是：在协商中，在维护基本自由和机会平等下，在保障社会发展效率，维护基本人权基础上，如何统筹兼顾各种利益矛盾关系，通过有差别原则，自觉地把人类和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整体发展出发，通过向弱势群体倾斜，实行共享和普惠成为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和客观标准。

但是，一些理论和事实表明，道德约束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无法发挥其效用，而规则守望才是公平正义的最终归宿。无论是千里之外还是父母之邦，无论是体育竞技场还是社会博弈场，人们关注、审视规则的背后，实则都倾注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可谓“环球同此凉热”。这些现象，引发我们对于规则与公平正义关系的思索。宋代思想家朱熹在说明普遍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的关系时，用了“月映万川，万川映月”的比喻。如果把公平正义比作高悬于社会价值星空的一轮明月的话，那么其灿烂的光芒，也应映照在支撑社会运转的规则体系和无数具体规则之上。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公正是规则的灵魂，也是规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规则是公正的支撑，是公正实现的重要基础，公正的结果，离不开合理规则的保障。

从规则的制定来看，要求制定者秉持公心，吸收民意，通过充分论证，科学设计，尽最大可能使规则从总体精神到具体细节，都公正严明，不偏不倚，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