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权利神圣的原则

如何看待权利神圣的原则权力是私法秩序维持的手段。

德国学者提出，要使某人负有的义务在私法上得到实现，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赋予一个人一项对应的权利，否则，义务就难以实现。

澳大利亚法学家斯托尔雅就指出：“义务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作为权利的相关物发挥作用的，义务的承担着不仅被告知他必须做某事，而且被告知他理应去做某事，它之所以受约束，乃是因为如果他规避义务，所受到的不是他自己善良动机的挑战，而是另一个人的挑战，因为那个人拥有权力。

”例如，许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就是因为没有赋予对方私法上的权利而变得猖獗。

权利还是个人人格发展的自由空间。

权利为人的自由意志划定了范围，也就为个人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正是民事权利，是私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民法保护的对象。

民法是一个以权利为体系构建基础的法律制度，以充分赋予主体自由、平等的权利为己任，并尽量减少对主体行为的限制。

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一种法律部门都无法与之比拟。

民法文化作为民法规范的精神之所在，其核心正是以维护最基本的人权-私权-为使命。

作为民法源头的罗马法在一千多年前即已在一定范围内维护着私权的神圣。

最初的市民法是一种身份法，凡是具有市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均可在其内部实现权利的平等。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帝将市民资格授予帝国境内的全体居民，从而标志着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归一，属人主义破产，每一个人均同等地享受着法律的保护。

即使作为工具的奴隶，也可以通过解放自由人制度而取得主体资格，人格的升华为非主体者提供了通向自由的通道。

经过中世纪封建和神权统治，崛起的市民等级又一次以自然法为哲学基础，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掀起了一场权利运动。

《拿破仑民法典》即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和结晶。

它以私权为人权的基础，“一个等级、一个民族、一个法律”的理念将私权平等地授予全体公民，而不附加任何条件，比较罗马法又前进了一大步。

从此，在一切文明国家中，私权作为人生之根本均无条件地赋予全体国民，人人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在人权领域，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惟有个体才是人权的主体，即使是集体人权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集体只能视作人权的“载体”。

强调自然人的权利，在民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法国民法典中仅仅确认了一种主体类型，那就是自然人，尽管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已出现团体种类，但为实现自然人作为价值终极的信念，法典放弃了对法人的确认，而且直到今日都未加以修改。

从实质上讲，法人只是自然人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作为一个团体的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只能是自然人，因为是自然人的意志决定了团体的行为。

随着现代社会法人的肆虐，自然人受到生存的威胁，有志之士已经开始考虑起如何去改造法人，重还自然人尊严的问题了。

民法作为人法，更应以维护自然人的权利为重。

在私权理念上，尽管人身权、物权、债权等构筑于大陆法体系中，但这些权利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却是全世界的财富。

不论是大陆法、英美法抑或中华法系，对这些权利的肯认，普遍存在于各自的法律体系之中，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在国家间为各自利益相互纷争的年代，在这一点上颇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在有无数国际公约协调各自主权冲突的情况下，对私权的肯认却几乎不需要任何公约确定，而极力实现这些权利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价值目标，它甚至超出主权界限而成为统一规范。

在一个特定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形态如何，都对它国公民的私权无条件地予以承认，这也是民法以“自然人”界定主体与宪法“公民”概念的差别所在。

在国家间的交往中，无偿国有化的政府都被视为是一个不讲规则的“魔鬼”，中国更是深有感触。

50年代的国有化，至今仍成为各国不敢贸然到中国投资的不可抹去的历史阴影。

无怪乎我国领导人一直在力图使外国投资者放心，中国不会采取国有化措施的良苦用心。

可见，对私权的尊重已成为存在于人们良知之中的普遍共识，在当今世界已成为无须予以辨明的客观存在，这也体现出了人权的文化底蕴。

这既是民法得以成为文化现象的根源，又是民法文化的神韵之所在。

经过历代思想家们的诠释，对私权神圣的理念形成了以下的理解：第一，民事权利是生来即有的权利。

民事权利是人立世之本，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个人与外界的交往愈来愈广泛、频繁，人既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又在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奉献力量。

在这两种形态中，人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

当他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目的时，他是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市民，在私领域中活动。

当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时，他是政治国家的成员，是公民，抛弃私利而在公领域中活动。

这两种活动不是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人的活动。

人人均知衣食乃生存之本，无立足之基础，则无从参与公益事业。

保证个人在世间的主体地位则是最基本的条件，即人能成为人，而不是如同奴隶社会中，将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

这就是民法所确认的、确保人具有参与人类活动的条件-民事权利。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等级制度，思想家们充满激情地称这些权利为“天赋”，认为人的自由、财产、平等均为与生俱来，不得因出身不同而有差异。

当然，这与当时的自然法哲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它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如何，人均应享有一些无须经君主或政府赋予的“自然”权利。

现在看来，这是禁不住推敲的。

当今各国，法律已代替宗教、道德成为确认权利的唯一手段，所谓“天赋”，实难苟同。

不过，其中所含对人自身尊重的思想仍值得我们推崇。

法律对权利的确认首先导源于人对其有获取的必要，法律只是将这种要求以国家权力加以承认而已。

故“天赋”一词可理解为“社会进步所至”似为妥切（在民法范畴更有说明性，比如人格权，一直在扩展，正是因为人在社会活动中产生权利的要求，不加以保护则无法完美地生存。

在物质与精神财富日臻完善的人类世界，人必然要求获得与之相应的更完善的有关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

第二，民事权利内容无限广泛。

这又是一个受到广泛批判的论题了。

权利既为法律所确认之物，则应有范围可言，如何能称之为无限广泛呢？的确，因人的能力，外界条件的限制，在一定时期，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总是有限的，而且如果人的权利无限，则势必侵犯邻人权利，反无益处。

不过，在法律完善的今日，自有对其的限定。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侵犯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民事权利仍有无限发展的趋势。

前面也说过权有不享有民利是赋予人民的，是由人所实施的，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律上的人，即法人。

民法上所称的人，是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民事法律主体。

民法上的人不仅包括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且换包括了区别与自然人而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

民法上的人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民事主体要以民事权利能力的存在为前提。

自然人的法律地位是国家赋予自然人参加民事活动的各种基本权利。

包括主体资格，权利范围等。

自然人具有权利权利主体资格，成为具有法律地位的人，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与生具来的，而是法律赋予的资格，归根结底是有一定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才有资格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也才能成为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成为法律上的人。

民事权利能力仅是享受民事权利的资格，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受权利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际享有某种利益的形态。

是法律赋予主体的一种资格，不能由主体自行决定，不受主体意志的影响，并与主体不可分离、不能放弃、也不能转让；是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有享受权利的资格也就有承担任务的资格，即权利能力包括义务能力。

自然人民事权利特点。

1.平等性：《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这就是说凡自然人均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

不论其自身状况，财产状况、政治状况如何，都具有平等的民事主体资格。

没事权利的自然人，也没有不享受特殊民事权利的自然人。

当然，民事权利能力平等权是指自然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平等。

2.内容范围的广泛性：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是指自然人可享受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总和。

3.统一性：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是享受权利的资格与承担义务的资格的统一。

4.实现的可靠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非依法律规定并经过法定程序不受任何限制和剥夺。

思考中国的实际。

毫无疑问，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一种几乎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适应新的需求的文化体系正在形成。

这一变迁在所有的层次和门类中孕育和成长着，民法作为权利的守护神更是首当其冲。

这使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民法文化能否及如何在中国得到健全的发育。

“南桔北枳”的例证已屡见不鲜，更何况中国乃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在许多方面有质的不同，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必定要反映出生存环境的特性来，东西文化的冲突已势不可免。

两兵相接勇者胜，两种文明相撞优者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不乏优秀之处，但却无法适应建立现代经济制度与文明模式的需要。

然而，文化的接受过程绝非能速战速决，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解放。

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主体，靠别人强加于己或恩赐的滋味总是苦涩的。

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的主人，这里面既包含着私权应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又暗示着我们人人都要去参与权利的运行，放弃权利意味着放弃做人的资格。

中国的民法文化虽由西洋导入，然其本地化却需要中国人自身的努力。

这一互动过程，也正是建构中国民法文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