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塔式罐的年代及装饰特征考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塔式罐的年代及装饰特征考作者：岳敏静来源：《文物世界》 2015年第2期岳敏静摘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两件唐代塔式罐，1985年出土于陕西省户县甘亭镇南河头。

本文拟在对塔式罐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根据造型和纹饰，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馆藏塔式罐的特殊性，对其在造型和纹饰方面进行考证，一方面认为塔罐1应该相对晚于塔罐2的出现，二者同处于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另一方面指出其独特的装饰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

关键词：塔式罐年代佛教中国化一、塔式罐的收藏及装饰特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两件塔式罐。

一件（以下简称塔罐1）（图一、图二）高62厘米，口径9.5厘米。

由盖、罐、座三部分组成，灰陶质地，通体白衣彩绘。

罐盖上部为常见的竹节形多层钮，子母口；罐为重沿，口微侈，直颈，鼓肩腹，下腹斜收，平底。

罐身由凸出的弦纹将其分为六个横向带状区域。

第一区，为黑彩线条彩绘；第二区为覆莲瓣彩绘；第三区，团花；第四区面积最大，为盛开的牡丹造型；第五区为云纹；第六区彩绘脱落殆尽，不可辨识。

底座由凸出的横弦纹将其分为四个稍狭窄的横向带状区域，第一区为黑彩线条，第二区为几何三角纹；第三区域为水波纹；第四区为连续的花骨朵造型。

另一件（以下简称塔罐2）（图三）与塔罐1造型纹饰相似，略有区别。

高63厘米，口径9.5厘米。

通体彩绘。

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罐身与底座相连接。

罐盖上部为常见的塔形多层钮，较塔罐1钮较低且粗，子母口；罐为重沿，口微侈，直颈，鼓肩腹，下腹斜收，平底。

罐身由凸出的横弦纹将其分为四个横向带状区域，第一区，为黑彩线条彩绘，呈“W”字连续；第二区为盛开的牡丹；第三区，同第一区；第四区彩绘脱落，纹饰模糊不清。

底座喇叭形，喇叭口较塔罐1大，由凸出的横弦纹将其分为三个稍狭窄的横向带状区域，第一区为黑彩斜形线条，第二区为几何三角纹；第三区域为水波纹。

目前关于这两件塔式罐的信息，仅为1985年出土于陕西省户县甘亭镇南河头，具体年代不详。

作为藏品，要充分发挥其研究价值，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关的年代考证。

作为一种普遍出土于唐墓中的随葬明器，塔式罐多见于发掘报告中。

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对某一地区出土塔式罐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有：《西安郊区隋唐墓》[1]和《偃师杏园唐墓》[2]；除此之外，综合性的研究：最全面的是程婷的《唐代出土塔式罐研究》[3]，作者从塔式罐的考古类型学、与宗教关系、各地出土塔式罐的对比以及唐以后塔式罐发展情况等方面全方位地对全国各地的塔式罐进行了立体研究；袁胜文的《塔式罐研究》[4]主要根据塔式罐的形制进行类型学分析研究，并提出塔式罐来源于一种金属佛教器具；付春玲的《唐代黑釉塔式罐浅议》[5]是从黄堡窑出土的黑釉塔式罐出发，对塔式罐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在研究陶瓷器或者综合分析墓葬等方面涉及到塔式罐的有：李知宴的《西安地区隋唐墓葬出土陶瓷的初步研究》[6]和李雨生《山西隋唐五代墓葬析论》[7]；赏鉴类有李知宴的《大唐盛世的艺术瑰宝——彩绘荷花塔形罐赏鉴》[8]等。

上述研究认为：唐代塔式罐按地区分，有陕西和河南以及河北、山西、甘肃、宁夏和内蒙等地；按照质地分，以灰陶彩绘塔式罐最多，其次为三彩塔式罐，还有白瓷、黑釉瓷、青花瓷塔式罐等；按照器物组合成分，可以分为两件一组：罐盖和罐身座连在一起组成。

三件一组最为常见，即罐盖、罐身、罐座三部分组成。

还有四件一组的，一般情况为罐身和底座之间有一莲瓣装饰，此外，四件组的还有个别底座由两部分组成，底座非常高。

塔式罐的纹饰，一般而言有素面、素面有贴塑的、彩绘、彩绘加贴塑的等几种。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两件塔式罐，器物组合为一件由三部分组成，一件由两部分组成，灰陶彩绘。

值得注意的是，罐身以及底座装饰数道凸弦纹，这在唐代出土的塔式罐中是极其少见的。

本文拟在以上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这两件塔式罐的特殊性，对其在造型和纹饰方面进行考证，一方面推断其相对年代；另一方面探索其特殊装饰的意义。

不足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二、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推断塔式罐的年代在上述研究论著中，尤其是袁胜文和程婷的著作，都相对全面地对塔式罐的资料进行综合，并运用了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将塔式罐的发展演变进行考证。

接下来我们以此为基础来对塔罐1和塔罐2进行年代判断。

袁胜文的《塔式罐研究》认为，塔式罐的发展演变为：在产生之初，唐初至高宗，造型简朴粗矮；二期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以后，造型较长、匀称，种类多样，装饰华丽。

三期玄宗天宝年间至代宗以后，开始出现衰势，造型罐长座矮，装饰趋于简朴。

四期德宗至文宗时期，中原地区塔式罐量少且劣质，罐座与罐比例不协调，盖钮简化。

五期武宗至唐末，塔式罐多仅出土于河北、内蒙等地，造型有浓厚的地方色彩[9]。

程婷的《唐代出土塔式罐研究》认为：塔式罐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唐初至唐高宗时期，处于塔式罐萌芽时期。

特征为：盖顶多为宝塔形，钮较高，造型逼真，盖底部较平或略鼓起，腹部较为圆鼓，下腹部略斜收，底座上部较直，下部为喇叭状。

材质主要为泥质灰陶，罐体装饰俭朴，饰以简单的彩绘花纹。

第二期，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属于塔式罐的发展与繁盛时期，仍以塔形钮为主，还出现了葫芦形钮。

罐矮颈，肩部圆润，深腹，下腹部斜收较第一期明显，底座还出现了覆盆状造型，喇叭形底座腰部与前期相比出现了内收的迹象。

纹饰主要有花草纹、几何纹、莲瓣纹、回纹、附加堆纹等。

第三期，玄宗天宝至德宗时期，延续上期。

新出现竹节状钮和桃形钮，罐身肩腹较为圆鼓，下腹部内收，最大径在腹中部。

喇叭形底座束腰较前期更为明显，器表装饰较多，多施白衣彩绘，纹饰主要有莲瓣纹、卷云纹、宝相花、牡丹花、四瓣花、团花、弦纹、曲折纹、水波纹、兽面纹、附加堆纹等。

第四期为顺宗时期至唐末。

造型各异，盖钮部分整体简化，罐身变得瘦长，底座喇叭形为主，整体比例失调。

器表纹饰有附加堆纹、牡丹纹、童子、兽面、力士、莲瓣、璎珞、联珠纹等[10]。

塔罐1和塔罐2，整体造型除了组合成分有区别外，即除罐盖分别为竹节形和多层塔形钮，其余基本相同。

钮较高，造型逼真，子口，盖底部较平或略鼓起，腹部较为圆鼓，最大腹径在罐身中部，下腹部略收。

喇叭形底座上部较直，下部为喇叭形。

整体造型浑圆，比例匀称。

罐体装饰较华丽，多重弦纹，彩绘主要有花草纹、几何纹、莲瓣纹等。

很明显，将塔罐1和塔罐2的相关因素与之相比较，并没有完全契合的哪一个分期与之相适应。

以程婷的《唐代出土塔式罐研究》[11]为例，喇叭形底座上部较直，下部为喇叭状，符合第一期的发展特点；竹节形钮符合第三期的发展特点；而纹饰牡丹纹和弦纹符合第三期，而几何纹则符合第二期的特点。

从而出现了混乱而难以考证其相对年代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古类型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出土某一类器物的排列方面，往往由于资料的不全面，而得出模糊的概念。

在此情况下，应该以主体造型和纹饰为主，排除相对次要因素进行比对，尽可能得出相对接近于事实的结论。

对于塔罐1来说，塔形钮，纹饰有牡丹花、宝相花、莲瓣纹、团花三角几何纹，且整体造型比例匀称，装饰华丽，故可将其归入袁胜文的第二期即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同时也符合程婷的塔式罐的发展与繁盛期的特点；对于塔罐2来说，宝塔形钮较矮，底座的粗矮喇叭形已经接近于覆盆状；纹饰除了罐身中间饰牡丹纹外，其余各区域均为几何纹，所以塔罐2应该同样归于上述程婷所论述的塔式罐的发展与繁盛期即袁胜文所论述的第二期——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

与此同时，我们不难看到，塔罐1和塔罐2最大的区别在于二者组合方式不同。

究竟塔罐1的三件组合是在塔罐2两件组合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还是恰恰相反呢？无论如何，二者终究是有相对年代关系的。

所以完全有必要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其具体的相对年代关系。

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而言仅见于李知宴的《大唐盛世的艺术瑰宝——彩绘荷花塔形罐赏鉴》[12]一文中，作者认为塔式罐最早在唐高祖时代就是一个普通的陶罐，有的有盖，盖面下凹；到武则天时有的罐就出现一个平面盖，盖中央就出现了多级尖锥体；到唐中宗时，罐的底部变成一个喇叭形足，罐座没有分开，从唐睿宗到唐玄宗之间的景云、开元、天宝时期又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即底座与罐体分开，成为盖、罐、座三者一组的塔式罐。

同时，程婷对塔式罐分期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塔式罐的盖钮从一开始的宝塔形，逐渐到了第三期出现了竹节状钮；另一方面，在纹饰的归类上，在第二期出现了几何纹为主的纹饰，第三期才出现了牡丹花、团花等为主的纹饰。

所以根据上述两种观点，结合塔罐1和塔罐2的具体特点，可以推断塔罐1的出现应该略晚于塔罐2。

综上，塔罐1应该相对晚于塔罐2的出现，二者同处于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属于塔式罐的发展与繁盛期。

三、塔式罐装饰特点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塔罐1和塔罐2出现于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其造型在目前出土的同期塔式罐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二者的独特装饰纹样，在目前所见的各地出土的塔式罐中却极其罕见，尤其突出的是罐身和底座的横向分区以及几何纹饰的充分运用。

实际上，塔式罐的分区装饰是比较常见的，但几乎全都是垂直分区。

如西安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塔式罐，利用泥条将罐身分为四区[13]；唐薛莫夫妇墓出土的塔式罐[14]，罐身利用凸起的泥条将其分为六区，分别贴塑象首和兽首（图四）；还有节愍太子墓出土的塔式罐[15]，罐身被分为八区；除此之外，一般常见的彩绘塔式罐身也通过几组相同的彩绘花纹默认分区。

据资料表明，与塔罐1和塔罐2分区较接近的有乾封二年（667年）段伯阳墓[16]中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口沿是一组阴弦纹，腹部是三组凸弦纹隔出的四个装饰区间。

第一层是方形的宝相花装饰，中心是模印的八瓣莲花，外围是突出的联珠纹镶边，与之相同的是突出的椭圆形宝石，也用联珠纹镶边。

第二层是拍印的团形菊花排列一周。

第三层与第一层相同。

第四层即腹壁的下部，用拍印的莲瓣仰贴一周，每个莲瓣之间的空隙处堆贴团形菊花，喇叭形高足是塑出的覆莲。

这一装饰尽管每个区域细微处与这两件塔式罐所用的装饰手法不同，但是同样的横向区分，说明在唐高宗时期已经在瓷器上使用了诸如此类的装饰手法。

由此可见，唐代塔式罐在装饰过程中运用了瓷器装饰华贵的特点。

与此同时，这两件塔式罐身彩绘的几何纹装饰，也比较独特。

在唐代的纺织品中，经常会出现以同类的几何纹样装饰花边的例子。

如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毯上，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纹样。

有人曾对敦煌壁画地毯上的几何纹样进行整理，将地毯纹样分为毯心和边饰两种纹样，其中“边饰纹样的构图形式为几何形二方连续，……采用一或两个带有连续性的单位纹样向左右做有条理的反复排列，没有方向性。

”[17]根据以上的总结，塔式罐身所装饰的几何纹样，应该是地毯边饰纹样的简化。

这表明塔式罐在装饰过程中也运用了唐代纺织品的装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