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语的众生”到人的文学——《死水微澜》中“袍哥”罗歪嘴文学形象分析

从“失语的众生”到人的文学——《死水微澜》中“袍哥”罗歪嘴文学形象分析摘要：近代巴蜀社会匪患严重，现代作家李劼人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多元文化的交融冲击以及个人的独特经历，创作了诸多匪盗题材类小说，并将以往“同质化”的匪类描写转变成为一种“人的文学”，小说《死水微澜》中，作者对“袍哥”罗歪嘴不批判、不隐恶，以时代的写真形式塑造了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匪盗；四川袍哥；时代写真；人的文学英国学者H.G.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提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闻一多先生极为认同这个观点，“韦尔斯先生用《春秋》的说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他的许多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

”[1]他认为“土匪”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形成和演进的重要推力。

所以，我们理解韦尔斯先生在这里所言的“土匪”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社会现象的匪。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他们的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至近代尤甚。

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民国被西方国家视为“匪国”、“土匪世界”，足见这个群体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二是文化层面的理解。

韦尔斯所指的“土匪”虽是中国社会具体的某一类型人群，但在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体系，而且作为一种民间的亚文化形态，它在漫长的历史基础上游走纠缠于主流文化中，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气质、个性，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共同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之中，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取向都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学者李慎之提到“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

这样的中国社会被称为隐性社会”。

[2]这里的游民按照学者王学泰的界定，即指“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3]也是毛泽东所说的“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4]。

土匪、强盗、流氓则是游民中最具有反社会性和代表性的一类，“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但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

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5]文学是文化的审美体现，笔者在本文中将集中笔力探讨李劼人《死水微澜》中“袍哥”罗歪嘴这一形象。

一、匪与袍哥《辞源》中“匪”指“行为不正的人，后来把常做坏事危害人民的人叫匪。

”《辞海》中“匪”指“强盗，为非作歹的人。

”“土匪”则指“以聚众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

”学界对“土匪”也有多种定义，蔡少卿先生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6]国内外学者们虽给出了不同的释义，但对土匪危害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从各类解释中也不难看出土匪一词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

何谓袍哥？有两种理解，《诗经》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意思是“谁说没有战衣，我与你同穿那件战袍”。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袍”与“胞”谐音，“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

”[8]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意即只要加入袍哥组织，就能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两种说法实质相同，都代表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至上亲密关系。

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四川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民初熊克武所言，“今日四乡之地，道路之间，何地无匪，何时无匪!”[9]袍哥组织是四川影响力最大的秘密结社组织，是西南地区对哥老会组织的称呼，它是形成于清代中期社会下层人民的互助组织。

哥老会势力最盛的地方在四川、两粤及两湖等省，扬子江沿岸各省次之，其他各省，没有一处不有其会员! [10]辛亥革命期间，四川各地的袍哥组织大多起义，为民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民初，袍哥发生了严重的蜕变，当时袍哥“自是公口、码头居然公开，品类复杂，”[11]以至于“自闹同志会以后，地方土匪日益滋众，大局亦日益糜烂。

”[12]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四川相当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他们的活动与整个民国四川史相始终，其势力和影响波及经济、文化、行政各个领域。

实际上，袍哥源于巴蜀移民社会，是近现代社会失序的产物!从清代至民国，巴蜀社会处于混乱无治状态，哥老会这种江湖帮派组织应运而生，并广泛渗透于巴蜀社会各个角落! 袍哥在巴蜀近现代社会已形成一种独特的帮派文化---袍哥文化，它广泛渗透于巴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袍哥作为一种帮派组织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巴蜀现代生活中依然还能窥其精神与影子!二、时代的写真---“袍哥”罗歪嘴匪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类群，因其本身的社会性质，始终处于叙述的边缘状态，但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却集中笔力刻画了一个具有鲜明巴蜀地域文化与时代特征的人物---袍哥罗歪嘴。

本小说展现了成都北郊天回镇上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浓缩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西南社会的人生百态。

从李劼人的人生经历来看，1911年，他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并经历了辛亥革命全过程，因此这位作家把植根民间、植根本土的文学创作理想带入了《死水微澜》这部作品里。

小说中，李劼人将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紧密结合，把时代的特征及变化渗透到整个故事情节中，以史诗般的描述方式将袍哥和教民两股力量的冲突展现了出来，通过作品折射出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冲突。

这部小说被郭沫若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近代以来四川民间袍哥文化的反映。

袍哥作为秘密社会组织，其成员良莠不齐，根据袍哥社会行为与性能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一般有固定职业，且多由当地有权有钱有势的官僚士绅组成，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常为民众主持公道! 浑（混）水袍哥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成份比较复杂，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都为非作歹。

[13] “浑水袍哥”大多是职业土匪，他们多聚集僻远乡村，散则为民，聚则为匪，并且利用自身的组织与号召力，大肆通匪、纵匪、包庇土匪，危害到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

“袍哥”罗歪嘴是李劼人用笔墨较多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是清水袍哥还是浑水袍哥？很难界定清楚，他是一个小头目，手下有八九号兄弟，平时既是一个能走官府、进衙门，又能给别人包打官司、包收滥账的袍哥罗五爷，信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价值观!在他身上，既有鲜明的匪气和霸气，又有着江湖人特有的义气和豪气。

一方面，罗歪嘴讲究“忠信为本，义气为先”，对金钱毫不吝啬，赚来的钱大多分给了一直追随他的兄弟伙，在其他堂口的袍哥遇到危难时，他也会不惜代价去搭手营救!但另一方面，罗歪嘴奉行的“义”只是江湖义气，对于袍哥们商议“反洋教”的民族大义却并不上心!因此，人们很难用“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去衡量这一复杂形象。

李大健曾说：“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是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深厚而深远的文化传承渊源，他的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

[14]所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以及个人的独特经历，李劼人潜在的本土文化自觉意识被激发出来，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对熟悉的乡土的一种执着的文化审视与书写。

学者李泽淳曾说“只有经过作家亲身经历和真正用生命体验过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情绪化、心灵化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实际的真正意义上的客体”。

[15]熟悉近代四川历史斗争和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李劼人，既无意去“美化”当年的历史风貌，也不须去“抹黑”当时的客观现实，而是力求把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范围加以如实、逼真的反映，特定的人物形象则是时代最真实的代表。

三、从罗歪嘴看“人的文学”艺术形象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

《死水微澜》中两个男主角“袍哥”罗歪嘴与“教民”顾天成是清末四川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分化与重组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李劼人用真实的笔触描绘了清末民初四川盆地的混乱无治状态，作者把地方志与风俗画交织在一起，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历史生活参考书”。

“袍哥”罗歪嘴是小说主人公之一，作者对这个人物，既不贬低也没拔高，他就是那个时代“袍哥”组织中的一员，无论他“做什么”和“怎么做”，基本上都没有超越其应有的行动轨迹。

纵观全书，罗歪嘴从粉墨登场，到曲终人散，他都是以近代四川社会生活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袍哥”组织一员的面目出现的。

传统涉匪小说中的土匪侧重于武之暴力的形象刻画，且具有“同质化”倾向，身世肮脏，身份丑恶，大多描写得粗陋不堪。

李劼人笔下的罗歪嘴既不富传奇色彩，也无侠义色彩的浪漫表现，更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作者也没有出于政治概念对其进行批判、揭露，而是通过挖掘其内在矛盾及盘根错节的人物关联，作形神兼备、血肉丰满的形象描绘。

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完全出于反映时代的需求和文学自觉的彰显。

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人的文学”，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有较多的渗透。

李劼人在作品中，践行着五四新文学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主题，对人和人物命运表现了充分的关注。

他不以自己的观念来左右笔下的人物，而是遵循艺术的规则，不虚美、不隐恶，用艺术的真来反映人物的真。

罗歪嘴代表着那个时代日趋没落、腐化的“恶势力”，作者以自觉的社会意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局限，罗歪嘴置身其中也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匪类形象创作的改变，得益于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要归功于另一个时代作家们的勇气与开创精神，从而增加了匪类小说生活的厚度与思想的份量。

参考文献：[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3]（王学太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7：1；2007：13）[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6]（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7]（曹保明东北土匪[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14）[8]（王纯五袍哥探秘［M］巴蜀书社，1993）[9]（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10]（李子峰海底［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33-34）[11][12]（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63；1982：109）[13]（赵清袍哥与土匪［M］B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24）[14]（李大健试论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4）：56）[15]（李泽淳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6）作者简介：熊小莉（1978－），女，四川眉山市人，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