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

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

我国从2005年起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从“积极”向“稳健”转型的必然性、及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本文从相机抉择与政策规则约束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实践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内在）稳定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根据宏观经济不同情况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又分为扩张性（又称积极）、平衡性和紧缩性三种财政政策。其中平衡性（又称中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既不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或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和政府部分支出（如失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中性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和对冲性政策组合；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在我国1993年和1998年两轮宏观调控措施中，“逆经济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3年到1997年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实施适度从紧（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

年以来主要是应对通货紧缩，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等来扩大需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刺激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这对带动投资、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煤电油运供求紧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胀压力逐渐加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尽管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了经济出现大波动；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利于减缓通胀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税收保持较快增长，也为调整财政政策取

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财政政策从2005年开始由“积极”转向“稳健”。这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基础

我国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方面

呈现出的显著效应，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显著增长效应的关键原因。实行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如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国内支出，促使汇率上升，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买进外汇以干预外汇市场，自动引起货币扩张。可见，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扩张的增长效应明显。相比之下，货币扩张的增长效应不太明显。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通货，自动引起货币供给减少，增长效应部分抵消。

第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确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因挤出效应的发生而受到削弱。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全社会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将使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

抵消。挤出效应的结论是基于充分就业假定状态下得出的。根据我国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挤出效应不太明显：

一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来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非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下降，而央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物价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下降。

二是从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来看。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较高，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增加。国债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三是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总体上看，我国财政

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因此，在经济景气度较低、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场化的前提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突出，政策的增长效应没有受到明显削弱，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三、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将日趋减弱

随着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变迁，在经济过热现象出现的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

第一，随着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逐步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以扩大国内支出，将使汇率上升，贸易余额减少，从而抵消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见，相对于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

第二，随着我国利率的市场化推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将日益凸显，势必影响政策的有效性。这已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在财政扩张的中后期，随着国债发行额和累积额的扩大，国债投资开始挤占部分民间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储存在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非公有制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