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的特点

明清文化的特点冯天瑜明代和公元一八四○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

在这几百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虽然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

而明清两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结盟，王权也就无意促进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而且往往起着阻碍作用。

这同西欧各国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统一的封建王权的历史作用大不相同。

在西欧，王权为着打击封建诸侯的割据势力，必须赢得城市市民的支持，为此，王权采取了若干措施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总之，明清两代虽然有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但就全体而论，还是沿着秦汉以来封建帝国的故道缓慢运行。

正由这种社会格局所决定，明清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与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的晚年阶段相适应的明清文化，其显著特征是，较先秦、汉唐儒学更富于思辨色彩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将中国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学术文化按时代进行分类排列：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

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未能区别同一时代的对立学术派别，但也大致勾勒了各个朝代文化的主潮。

明清盛行的“理学”，又曰“道学”1，由唐代韩愈、李翱开启先河，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加以酝酿，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北宋五子”正式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明代自太祖开始即尊崇程朱，成祖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用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命题和作标准答案。

天下士子欲求显达，无不追踪程朱足迹，熟记朱熹对四书的阐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中叶出现的河东派薛瑄、崇仁派吴与弼都以程朱为本，以躬行复性为主。

直到王守仁倡导的姚江派（或称阳明学派）才有所变通。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与汉儒古文经学不同。

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诂，将经书作历史典籍看待，而宋儒、明儒则多借经书阐述义理，故称其学术为“理学”。

但理学并非一个学派，它是十至十九世纪中叶思想史断代的总称，其内部派系丛生。

如宋代理学即有以周敦颐为首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

它们虽各有差异，但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原化，都是从孔孟出发，围绕“现”、“气”，“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

这正是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成为封建社会晚期文化正宗的原因所在。

程颐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说相近，共称“程朱理学”。

这个学派断言，“现”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休，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2。

这里的“理”，指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与人们的生活欲望是对立的。

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3。

二程则号召人们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

这种思想显然是为封建统治者制造“顺民”服务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做些什么，个人则敬谨服从，因而失掉反省与自我。

”（G·F．Hegel，Pnilosophie Geschichte第173页）明清统治阶级之所以借重程朱理学，将其确定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原因正在于这种学说大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

清人戴震曾对此作了揭露：“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5与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相违，南宋还出现了另一理学派别，即以“心”为最高范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的“心学”。

这个学派提出“吾心即宇宙”，“心即理也”等命题。

明代的王守仁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疏远人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俱有的“良知”。

阳明学派在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

《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阳明学的兴起，表明程朱理学出现危机；而中世纪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已走到极端，一种具有新因素的思潮行将崛起。

不过，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强固性、迂回性，清代前中期仍然呈现理学回光返照的局面。

当时虽然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对垒，但理学的统治地位并来发生根本动摇，广大士大夫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钻研儒家经典和揣摸八股时文上，反对变革、轻视自然科学的风气遍及朝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封建主义的大圆圈，虽然这时已出现少数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某些桎梏，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理学作为近古文化的主体和官方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就消极面而言，它所包含的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成分，以及相当精密的唯心论，特别是对封建纲常所进行的理论辩护，都为近代反动统治者所器重和利用。

如曾国藩的以“诚”为中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便与程朱一脉相承。

曾国藩认为，“诚”是世界的主宰，源于“道”、“理”。

他企图以“诚”“挽回厌乱之天心”，“塞绝横流之人欲”。

6此后，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四维八德”，所依据的理论亦多采自程朱陆王。

日本近代的法西斯主义，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了某些思想材料。

当然，理学包容了近古大量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具有若干合理成分，颇具开发价值。

同时，宋明理学还给明清之际诸大师提供了诱发因子，如李贽的思想脱胎于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主将王艮又直接师事王守仁；王夫之则以宋代理学的一支——张载的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的“关学”为前导，并吸取了朱熹的“闽学”，故有王夫之“归宿于闽”的说法；顾炎武脱颖于朱熹也为人所共知；黄宗羲就学于刘宗周，而刘宗周兼采了程朱和陆王，而又更倾向于陆王，这一点给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打上了深刻烙印。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强调了明清之际诸大师对理学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顾、黄、王等人与理学的继承关系。

事实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程朱陆王，既有批判又有承袭。

正如嵇文甫所指出的，王夫之对朱熹学说进行了“否定的修正”，对陆九渊、王阳明学说作了“肯定的杨弃”。

其他早期启蒙大师也有“入宋明理学，出宋明理学”，来自理学营垒，又对理学营垒实行了“反戈一击”的类似情形。

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而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而，与资木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又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

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而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君王。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病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启蒙思潮”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思潮。

与之比较，中国十七世纪前后最先进的社会学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距。

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但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

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十六、七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

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味主义、禁欲主义。

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也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7，“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等新的命题。

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味主义相对立。

在论证方式上，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与文艺复兴巨匠们也有类似之处。

前者常常搬出带有氏族民主制意味的“三代”理想，后者则请来古希腊文化。

但这种请回往昔亡灵的作法都并非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借用古人的衣裳扮演新的戏剧。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李贽、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早期启蒙思想在明清乏际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

就早期启蒙文化的内部结构而言，包蕴着两股力量的汇合。

一为具有市民意识的宋代思想家陈亮、叶适的继承者泰州学派诸健将——王艮、颜山农、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他们带有较明显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政治上激进、思想上较多地摆脱了儒学传统，李贽甚至直接对孔子的权威提出疑议，批评理学家“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9；黄宗羲则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0。

这都是向封建主义的最高精神权成——圣人和天子提出的挑战。

另一进步文化流派由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的继承者所组成，如明中叶的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初的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