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官时或根据财产厚薄均役,或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等,对差役弊政做了局部改革。是故王安石颁行免役法

后,“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12](卷11,P 119

)其三,王安石以法“先王之政”、摧抑兼并作为富国强兵的施政理念,正是当时士大夫门高扬内圣外王大旗、重建社会秩序理想的具体实践。宋仁宗时期“回归三代”的意识颇为盛行,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这是神宗熙宁变法的思想背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则可看作是这一思潮的最后结晶。对此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一章“回向三代”中有较为详细地论述。不复赘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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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陈 峰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118

) 在宋代历史上,

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①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

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文”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长期存在天子与诸侯分治天下的等级分封政治,天子与诸侯在统治的过程中,依靠或选择的政治力量主要限于各级贵族之内,与之相适应而实行了世卿世禄制度。当时已有“士大

夫”

的称呼,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战国时期,随着等级分封制度的逐渐衰落,统治者开始招贤纳才,吸收其他阶层中的部分成员参与政治,分享权利。

秦朝之后,历代统治者在建国和治国的过程中,都依靠并培植特定的集团及其阶层力量,以作为自己的中坚政治力量或统治支柱。于是,出现了秦汉时期的军功贵族、魏晋之时的门阀世族、隋唐王朝的

关陇集团及高门大族等等。与之相适应,

乃实行了军功爵、征辟察举、九品中正与门荫等选官制度,出身以上集团及其阶层者通过这些制度保障成为治国的政治主力,构成当时的政治精英群体,执政官僚也多

出身于此。在此历史阶段,

皇权主要依靠社会上层这一较小的集团支持,因此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资源大多被他们垄断,而更为广泛的庶族阶层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士大夫一词主要局限于以上特权阶层,包括普通文人在内的庶族基本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很难跻身权力中心,通常情况下也自然不能

21①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6期。

被视作士大夫。如《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群臣对汉文帝曾说“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这里提及的士大夫显然是指秦汉各地豪强地主类人物。《晋书·食货志》云:“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同样说明魏晋的士大夫是与普通庶族有别的世家豪强。《旧唐书·高士廉传》反映:唐太宗曾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同样说明在隋朝与唐初,士大夫依旧指门阀世族。到唐朝中后期科举制度发展起来后,虽然出身寒门的文官较之以往有机会上升,并参与决策,门荫制度受到一定的冲击,世族也逐渐衰落,但门第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唐代后期发生的牛李党争即为例证。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武夫悍将长期主宰政局,武力因素一时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轴,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现实下,不仅皇权式微,而且传统的政治秩序也遭到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经济领域里特权性的庄园生产方式难以维系,分散的租佃方式取而代之。这一切都剧烈地粉碎了旧有的身份等级与社会阶层划分,瓦解了上层长期垄断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资源的体制,也使得传统的礼法风尚、道德观念沦落。于是,门阀世族遂走向消亡,原来存在的士族与庶族的分野丧失。

宋朝建国后,面对五代遗留的武夫称雄、藩镇割据的局面,统治者一方面急迫地实行一系列收兵权与削藩镇的措施,与此同时全面思考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寻求自己的治国思想、统治方略以及执行者。

宋初统治者结合自身的政变经历和以往的历史教训,充分意识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社会动乱的根源也在于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于是在确定治国思想与方略时,逐渐形成“崇文抑武”的核心内容,即抑制武力因素对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至高无上地位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因此,宋初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转而寻求能够贯彻执行“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集团力量,以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

宋初的形势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层由地主、工商业有产者与广大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客户)、其他生产者构成。其中地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内部已经不存在士、庶之分。宋统治者不可能建立全民的政权,只能代表以地主为主的有产阶层的利益,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的各地的地主,是不可能像以往对待少数世族那样都给予特权,只能通过不断选拔的办法,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科举正是相对开放并具有相对公平性的选官制度,能够为地主等有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提供入仕的途径。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是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一途径成长起来的官僚队伍没有军功贵族、豪强士族的稳定特权,更没有藩镇跋扈的资本,因此他们只能更紧密地效忠帝国,成为皇权的可靠工具。于是,科举出身的官僚地主成为宋统治者政治上选择的依靠对象。

在宋代之前,“出将入相”现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身份对立和贵贱之别。如西汉时,周勃、樊哙、郦商等人入为相国执政,出为将军征伐。以后,隋朝杨素、唐朝李靖、徐世？、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见相关正史中各人本传)。另外,地方官转任或挂军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西汉宣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出任破羌将军,随赵充国征讨西羌;东汉初,陇西太守马援因军功封伏波将军;东晋陶侃在郡守、州刺史任内,多次领兵参加平叛行动。南北朝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告诫子弟:“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1](卷3)即说明当时存在的仕途上文武并重的社会观念。

宋朝主要以科举制度培养官僚队伍,而科举又是主要选拔文官的制度,因而由地主等有产阶层中代表人物组成的文官集团,自然成为宋统治的主要柱石。由此宋代出现“文武分途”的趋势,“出将入相”现象消失,科举制度培养的文官与武将之间产生鸿沟。[2]于是,士大夫的衣钵便为文官集团所传承。如此一来,在宋代士大夫一词的意思不再像以往那样宽泛,主要与文官相联系,可称“文人士大夫”,武官则通常被排挤在外。如宋太宗时代,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3]便说明宋初时,高级将帅已退出士大夫之列。在宋初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下,统治者进行了自己的政治选择,终于使文人士大夫阶层取得统治支柱的角色,走向政治舞台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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