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审理室：受贿行为的证据收集与运用(权威指引)

中纪委审理室：受贿行为的证据收集与运用（权威指引）受贿行为的证据收集与运用一、概述受贿行为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纪律审查工作中，受贿行为是审查的重点之一，实践中情况复杂，需要把握标准和条件。

这种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是：1．违纪主体。

本行为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党员。

具体包括三类：一是党的工作人员。

具体是指党的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中专职、兼职从事党内事务的党员。

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党员。

对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依照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执行。

具体包括三种人：国家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党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党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党员。

三是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党员。

根据有关规定，农村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从事下列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受贿行为认定：（1）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8）依照党内法规从事党的纪检、组织（人事）、宣传等工作。

2．违纪主观方面。

本行为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会发生损害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后果，并且希望这种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3．违纪客体。

本行为侵害的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公务人员中的党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违纪客观方面。

本行为在客观方面一般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具体分析：（1）被审查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本行为的基础要件。

根据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关精神，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如被审查人利用其负责财务审批的职责索取申请审批人财物的行为，即属于此类情况；二是虽本人在职务上不主管、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但其利用职务上具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如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2）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是受贿行为的两种方式。

①索取他人财物，也称索贿，这是指被审查人在执行公务时主动向管辖、监督对象索取财物。

因此，索贿行为具有主动性特点，对于以索贿形式完成的收受财物行为，在认定受贿时不要求其为被索贿方谋取利益。

也就是，无论是否为索贿方谋取利益，都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性质认定。

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该种情形下的受贿行为，要求“收受财物”和“谋取利益”两个要件同时具备。

这里的财物，包括现金、汇款、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等有形财产，也包括免费提供旅游、住宿，代为支付学费、购物费，免除债务等能以金钱计算的无形财产性利益。

这里的“谋取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包括“承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任一阶段的行为，均可认定为谋取利益行为。

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此外需强调的是，根据规定，被审查人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无论本人是否有承诺意思表示，均视为本人已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性质认定。

5．根据法律规定，还有几类特殊的受贿行为，其构成要件与一般受贿行为具有共性，也有一定差异。

具体讲：（1）斡旋受贿行为。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属于斡旋受贿行为。

学理上也称之为斡旋型受贿行为。

斡旋受贿行为的主要构成要件与一般受贿行为相同，主要差异在于两点：第一，斡旋受贿行为要求被审查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过程中，既不是利用本人主管、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不是利用职务上的隶属或制约关系，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工作联系。

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均属于此类情况。

需注意的是，斡旋的中间人必须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被审查人通过熟悉的个体老板找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并收受请托人财物，则被审查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斡旋受贿行为。

第二，被审查人为请托人所谋取的利益需为“不正当利益”。

如果谋取的利益难以认定为“不正当利益”，则不能构成斡旋受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1999年3月14日）、《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1月1日）等规定，归纳起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二是行贿人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三是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

如在招标投标、政策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在组织人事工作中跑官、买官行为，所谋取的利益均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

（2）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行为。

2007年5月29日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先后在党纪和刑事领域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这里，本人并未直接收受财物，但其授意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视为本人对财物的进一步处分，其法律后果仍应由本人承担，在法纪上仍应按受贿行为认定。

需要提出的是：第一，这里所称的“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除此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认定为特定关系人，以体现宽严相济的执纪政策，避免打击范围过大。

第二，关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者规定的范围不尽一致，学界对认定的标准也存在不同看法。

我们倾向认为，《刑事诉讼法》总则主要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对近亲属的范围作出界定，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范围界定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更符合受贿行为本质是权钱交易这一根本属性。

因此，对这里所称近亲属的范围，宜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认定，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第三，关于对“情妇（夫）”的理解。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情妇（夫）是指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而发生性关系的男女。

我们倾向认为，为体现宽严相济的执纪原则，作为特定关系人的情妇（夫）在认定标准上应更加严格。

一般而言，男女双方除了存在上述不正当两性关系外，二人关系还应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

如果仅仅是存在一次不正当关系就认定为特定关系人，则有扩大打击面之嫌。

第四，关于对“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的理解。

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明示或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主要包括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合伙关系等。

同时，也包括政治、情感等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关系，实际认定中需结合个案具体讲。

比如，某局长利用职权为某房地产商提供了帮助，该房地产商将10万元感谢费送给了该局长指定的个体老板王某，而该局长交代称其之所以授意房地产商将钱送给王某，是因为王某多次为其调整职务找有关领导帮忙。

在此情况下，该局长与王某之间就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王某属于该局长的特定关系人，对该局长的上述行为应按受贿行为认定。

（3）在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

根据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需强调的是，对上述情况按受贿认定时，为防止客观归罪（错），应查明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与行贿人是否存在“约定”（约定离职后收受财物），如不能查实存在“约定”，则难以认定为受贿。

（4）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即构成受贿。

二、证明该行为主体方面的证据1．本行为的主体是特殊主体，纪律审查人员需调取被审查人的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免文件、公务员登记表、入党材料等书证，并向被审查人及相关证人谈话核实其主体身份情况，以证实其身份属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党员”范围。

此外，还需调取证明被审查人工作职责的书证，包括所在单位或部门的“三定方案”、职责分工文件。

实践中，部分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没有建立完善的干部任免档案，可由其人事部门出具关于其主体身份情况的书面说明。

2．对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主体身份，纪律审查人员应重点查明委托机关、委托事项及权限、委托期限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