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性质

作者：沈嘉荣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1191 更新时间：2010年08月23日

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没有建立过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这是我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对于进一步探索农民战争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下面仅就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参考，请指正。

一

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吗？多数同志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也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有一个转化过程，它初期是农民政权，后来转化为地主政权了；我们则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反封建，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里，“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列宁全集》第6卷第337页。），“地主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土地。”（《列宁全集》第24卷第113页。）“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使农民受压迫和落后的主要原因。”（《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2页。）可见，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千百万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立即颁发了农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试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暖”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理想。但是，试图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回事，能不能、即实际上是否真正触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又是一回事。我们评判历史的功过是非，不应当以方案的设想为依据，而应以这个方案实行没有，实践的客观效果如何为依据。查考史料，《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这个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方案颁布不到一年，东王杨秀清等就奏请天王放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精神，转而采取“照旧交粮纳税”（《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204页。）的政策。这个“照旧”，就是基本上沿袭清朝政府的赋税制度。据记载，“是时（按：1855年）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镜山野史》，《丛刊》第3册第10页。）在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地区，还出现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公开支持地主向农民收租甚至镇压农民抗租斗争的事件。石门守将邓光明发给大地主护凭，作为“永为保家之实据”（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99—200页。）便是一例。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政权所辖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这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并没有真正维护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怎样认识这个现象呢？许多太平天国史论者认为，从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到“照旧交粮纳税”是一种倒退行动，或叫做政策上的向右转，等等。其实，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从空想回到现实的符合历史规律性的转变。因为平分土地的方案，是超越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极左举措，是一种行不通的空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行得通的只能是“照旧交粮纳税”。如果说，金田起义前后，在太平军内部实行过体现财产公有和消费平等的圣库制度，那仅仅是在特定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局部范围内短期实行的措施，它不可能广泛而持久地贯彻下去。

其次，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反封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平天国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普天之下皆兄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理想。但是，提出口号是一回事，是否实践了这个口号又是一会事。太平天国起义军、特别是在建都天京以后，搞的是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甚至是少数人享受特权的封建家长制统治。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从来就不是十分平等的，进入天京以后，就更为严重了。洪秀全以“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李秀成自述》。）的姿态，声称“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洪仁□自述》，《丛刊》第2册第848页。），“天下万国朕无二”（《天王诏旨》，《丛刊》第1册第283页。）。洪秀全同其他开国元勋则以君臣相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父下凡诏书》，《丛刊》第1册第34页。），君臣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丛刊》第1册第232、233页。），“王独操权柄”（《幼学诗》，《丛刊》第1册第232、233页。），“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49页。），“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92页。）。洪秀全与各王商量问题，“杨逆白事称弟称启，冯、韦以下各逆均称臣称跪奏；各逆向杨逆白事称禀奏”（《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393页。）。太平天国实行的这一套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的繁琐礼仪，不仅只是“称王称帝”的形式问题，而实质上依旧推行了以封建王权为核心的等级制、父传子的王位世袭制。天王自称朕，办公处曰殿，住宿处曰宫，其兄曰国兄，其嫂曰国嫂，其岳丈日国丈，其岳母曰国岳母，一般官兵名字与诸王名字有相同者得避讳，李来芳“本名开芳，因避石贼讳，故改之”（《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53页。），黄再兴“初名天申，因避天字，改名再兴”（《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57页。）。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农民的自私性所决定的，它导致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

再说官兵之间的关系，尽管提出了“为上者不可以贵凌贱，不可以大压小；为下者不可以少凌长，以卑逾尊”（《天情道理书》，《丛刊》第1册第385页。）的要求，但实际上同样是不平等的。上尊下卑森严之极，下级官兵动辄冒犯，往往就有杀头的危险。天朝明文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候、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230—231页。）至于军民关系，本来是鱼水关系。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帝反封建，代表了当时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革命初期形势发展之快，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且闾阎安堵，若忘锋镝之惊；士女归心，共效壶浆之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