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辞赋注译析修订稿前言

《宋玉辞赋注译析》（修订版）前言

程本兴

距今约1700年前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还有稍后一些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襄阳耆旧记》和《水经注》中明确记载：宋玉，楚国鄢人，即今湖北宜城人。宋玉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辞赋家，其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十六篇，而现今传世并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主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钓赋》及《微咏赋》等，还有新发现的《御赋》，约计十四五篇。据程本兴、张法祥在《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发表的《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云，爱国主义诗篇《九辩》为宋玉的楚辞代表作，而《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和《风赋》等为其楚赋代表作。

在荆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宋玉以其立身高洁的人品和师表文坛、垂范后世的文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形成了意蕴深邃、特色鲜明的“宋玉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宋玉文化”呢？简而言之，就是指宋玉和他的作品及其两千多年来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的物质的、特别是精神的财富。它具有品位高洁、思想和谐、自主创新、影响古今的特质。它是荆楚文化的一件稀世瑰宝，绚丽璀璨；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历史遗产，值得继承、维护、增值到永远！

一

文如其人。文化的品位，往往与其文化人的品格密切相关。大量史实表明，宋玉作为楚顷襄王和考烈王的文学侍从，创造性地继承了其先师屈原的遗志，始终坚持忠君义民、以文报国不动摇，并为此既敢于进谏、又善于讽谏。在封建专制时代，为官“谏”而不“谄”，为文“讽”而不“媚”，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品位高洁的重要条件和关键表现，也是千古留芳的魅力所在。

首先，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爱国爱民的杰出作家。这在其《九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九辩》以秋天的萧瑟衰败景象起兴，暗含着对楚国政治昏暗、国势衰落、气数将尽的忧心，有力地揭露了奸佞误国的黑暗现实，反映了贫士失职后的凄苦境况，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却决不同流合污，依然思国怀民的强烈感情。从《九辩》这一总体精神和倾向来看，宋玉的人品和文品都是相当可贵的。

如《九辩》第二章就具体地写出了宋玉因被排挤离开宫廷而不能见到君王的心情——“专思君兮不可化”、“愿一见兮道余意”、“心怦怦兮谅直”！这些都是宋玉身处逆境仍思君忠君的反映。第六章则揭露了时政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即使“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也要坚守圣贤节操而决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志向。再如第八章，以浮云蔽日月象征小人蒙蔽君王，抒发了自己忠君、爱国、忧民之情。其中“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一句，分明是说作者看见农夫们因赋敛过重停止耕作而背井离乡，造成大片田地荒芜。这其中的“恐”字，是宋玉对农田荒芜的担心，是对国计民生的忧心，是对奸佞蔽君君不明所造成的社会黑暗的揪心，是对生产关系阻碍并破坏了生产力的痛心。在最后一章，作者深情地劝谏君王应该学习尧舜重用人才；因为不能见到君王，只好去天上遨翔；但作者在结尾时，仍无限情深地祝愿君王——这是多么真挚的忠君爱

国之情！

《风赋》是一篇以风为喻的讽谏力作，主要讲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有一次楚襄王在兰台游览，宋玉和景差陪同。这时，有一股风飒飒地吹过来，楚襄王就敞开衣襟，迎着清风纳凉，并且洋洋得意地自夸道：“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听后，就意味深长地对答了一句：“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宋玉的心中是装着普通百姓的，并且他敢于用巧妙的方式来否定楚王的自诩而不卑躬地迎奉；接着宋玉讲起了风的发生过程和各种态势，有意将风分成了“大王之雄风”和“庶民之雌风”。在讲述雄风经过的地域时，专门刻画了王公贵族生活的豪奢，透露了自己的不满；在讲述雌风经过的地域时，乘机反映了普通百姓生活的悲惨，表示了自己的同情。他借雌雄之风，提醒楚王要体察庶民的疾苦。

《钓赋》是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的名篇。文中宋玉独具匠心地由钓鱼说到治国，由叙事转到说理，不失时机地劝谏楚王效法尧舜禹汤等古代圣主贤君，选贤任能，强化德治，以民为本。全文充分表现了宋玉心系国事、不贪逸乐、谏君治国的政治智慧。在《御赋》中，宋玉则由实到虚地向楚王讲了“良御”、“神御”和“俗御”等三种御术；接着巧妙地以御术喻治国之道，主张“君丽民义”、以义役民，忠心劝谏楚王采用“以国家为车，贤圣为马，道德为策，仁义为辔，天下为路，万民为货”的“义御”。全篇充分展现了宋玉爱国爱民、为民治国的情怀和谋略。

宋玉在《招魂》中为生病的楚王招回魂魄，使之归附躯体，讲了一大篇“招魂词”，否定了天地四方可以找到幸福的幻想，无比执着地诉说了对尘世生活、对楚国故居的深深眷念，显示了对家园的热爱，对人生的亲切明朗的乐观态度。

其次，宋玉还是一位能够扬诗守礼、严于律己的正人君子。据《登徒子好色赋》记载，楚考烈王初期，有一次，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身边侍奉，就趁机说宋玉的坏话：“宋玉这个人长得体态文雅、英俊潇洒，说起话来既婉转温柔又巧妙引人，加上他天性好色。希望大王不要带他在后宫出出进进的。”——就像当今一些心怀叵测的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上找不到某人的毛病，便无中生有地向领导打小报告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一样。于是楚王查问宋玉，要落实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宋玉便胸有成竹地坦承自己绝不“好色”，并具体讲述了他家东边邻居的姑娘，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十全十美，经常趴在院墙上偷偷看他，暗送秋波，一连看了三年，他一直没有动心。而登徒子的老婆，完全是个“丑八怪”，叫人恶心，只因为她是个女人，登徒子就对她产生性爱，以致不顾肾虚腿软，使她生了五个孩子！两相对比，是谁好色呢？最后，作者借章华大夫之口说明了对女色应当“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道理，最终赢得了楚王的好评。

《讽赋》则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宋玉休假回家去了，唐勒就乘机在楚襄王身边进谗言说：“宋玉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待其休假结束回到宫廷后，楚王就当面责问宋玉，宋玉原原本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家途中他到一家旅店投宿，房东的女儿看上了他，便趁父母不在家的时机，如何收拾打扮得仙女般的漂亮，如何千方百计地向他献殷勤，甚至主动向他求爱，而他始终坚守礼义、丝毫不为所动，并且对她说“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以至打消了房东之女的欲念。最后，楚王感叹万分。——这同《好色赋》一样属于巧妙讽谏、现身说法，以达到规劝楚王面对女色诱惑要恪守礼义、不乱方寸、以国事为重的目的。可以说，宋玉所有作品的立意和主题，凸现出来

的，都是宋玉那高洁耿介、令人景仰的正面形象。

在宋玉生活过的地方，有关宋玉的遗迹、纪念性建筑及其自然文化景观，从历代方志及其他历史文献记载可考出25处之多，凭吊宋玉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流传甚广的一首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歌谣《黄花鱼儿歌》，就很有代表性：“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其欢快的语调、灰谐的语意，正洋溢着民间对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宋玉的无比赞美和喜爱之情。唐代“诗圣”杜甫在咏赞宋玉的诸诗中以《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为最佳：“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敬慕宋玉高洁的情操、完美的人格、儒雅的气度及非凡的才华，在内心深处把宋玉视作自己的师长和榜样。最后以楚宫的泯灭与文章的传世加以对比，烘托出宋玉作为一代文人的不朽精神。

二

自古以来，凡是杰出的文学家，都应当而且必然是思想家。作为文学大家，宋玉的辞赋创作中也理所当然地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而宋玉思想宝库中的和谐思想，正是其作品中的重要思想；宋玉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调整自我心态心理时采用的和谐方式，正是在其和谐思想支配下的重要方式。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因报国为民直谏惹怒了君王，遂被逐流放而愤然投江，其后宋玉就一直没敢象屈原那样用刚正指言的方式进谏君王。那么，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时代，面对专横而又昏庸的楚顷襄王，宋玉又是怎样做的呢？

在规劝君王尊长或朋友改正错误或过失时，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最推崇的是“讽谏”的方式。所谓讽谏，就是用讲故事、打比方、谈寓言、说笑话等方式方法，营造和谐的进谏气氛，设置对方感兴趣的悬念，委婉、迂回、暗示、巧妙地规劝君王改过纠错。宋玉基于自己出身贫寒、没有背景，只有报国之志和横溢才华等实际情况，为了尽到爱国之心，一方面必须继承屈原的遗志，坚持进谏决不动摇；另一方面还需要记取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屈原直谏身亡、宏图无望的惨痛教训，于是决心采用孔子的教导，选取“讽谏”的方式并身体力行。例如，楚顷襄王非常好色，淫逸无度，不理国事。面对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有些大臣心怀叵测，干脆听之任之，甚至助之兴之；有些大臣心怀忧虑，却又束手无策、莫敢谏言。而宋玉决不是明哲保身、“和稀泥”的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有一次，应襄王的要求，便趁机向襄王讲述了怀王梦交神女的虚幻故事。这其实是在帮助襄王用“白日梦”的方法释放好色的欲望和情感，对襄王难以抑制的性爱原欲（性冲动）进行顺势疏导和发散，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治疗，并在《高唐赋》的结尾，不失时机地劝谏楚襄王要“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惟其如此，神女才会见君王。结果使襄王陷入了深思之中，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讽谏的目的。

即使在游戏文学作品中，宋玉也能够匠心独运，“寓教于乐”。楚襄王沉迷逸乐，荒芜朝政，诸大臣皆莫敢谏。有一次，宋玉便趁着楚王要臣僚们讲大话、说小话之机，在《大言赋》中以包举宇内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形象地描绘了“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的壮士形象，在玩笑中有力地激奋了楚王。而在《小言赋》中，宋玉更是通过逗乐的方式启发楚王若有复兴楚国的大志，就要从“道”（宋玉《小言赋》中所说的“微物”就是《老子》一书中所说

的“道”）的根本处做起，先修身而后治天下。宋玉往往就是这样，擅长以柔克刚，迂回激将，因势利导，规劝君王；既有不动声色的原则性，又有举重若轻的灵活性，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用对方易于接受的方式，巧妙地使君王醒悟以体现报国的理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上下关系达到安定有序、双赢和谐的目的。

宋玉在处理左右同僚关系的态度和方式上，也是发人深思、令人感佩的。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每当楚襄王向群臣发问时，总是唐勒、景差、登徒子等人争先恐后地抢着先说，而宋玉则是谦恭地听着，直到最后才胸有成竹地发言，并且一旦发言，总是侃侃而论，一语破的，令人折服。宋玉讲求诚信友善，从来不捏造事实诬告同僚；即使遭到一些同僚嫉妒、诬告时，他也“不愠不怒”，也不立即以牙还牙，而是直到襄王追究责问他时，才镇定自若地加以解释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宋玉象处理上下关系一样，决不放弃原则，而是坚持以智胜人，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驳得对方理亏辞穷、无言以对；面对诽谤自己的同僚，宋玉始终能以大局为重，坚持以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这种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君子风范，正是宋玉继承传统文化并坚持躬行以求人际关系和谐的实际表现。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民本、德政的和谐理念。以民为本，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以德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必需。宋玉用心地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饱含怀民之情具体地描写了社会底层中弱势群体生活的恶劣环境和凄苦惨状，并与王公国戚们富丽堂皇的豪华环境进行鲜明对比，暴露了社会的极不公平，表现了强烈的正义之感；又以钓鱼为喻，循循善诱地规劝襄王要“兴利除害”，相当全面地体现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愿望。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护才、任贤的和谐理念。《老子》第十五章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意思是说，那些杰出的人才，深刻旷达、卓尔不群、才高负俗，往往不能被一般人认识和理解。只有尊重人才，注重创新，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才拔尖，才能使社会充满活力，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就针对这一问题，用曲高和寡、鲲鲵对比等设喻类比，明确指出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却不为世俗之民所理解，从而形象地揭示了优秀人才的特点和个性，有力地维护了人才的价值和人格，给了襄王很大的启发。在《九辩》中，宋玉反复地指出襄王不用“骐骥”“凤凰”这类贤良人才，而用“驽马”“燕雀”这般奴才奸佞以致祸国殃民，巧妙地讲明了举贤任能对治国安邦、社会和谐的特殊重要性。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重教、化民的和谐理念。比如，在我国最早具体地描写音乐以讽谏君王的作品《笛赋》中，宋玉就向世人描述了一幅规范、美妙的和谐景象，其中“八音和调”的“和调”，正是古代“和谐”的本原之意。而其另一篇杰作《舞赋》也同样蕴含着优美和谐的理念。

宋玉的作品，还表达了恢复法度的和谐理念。在《九辩》中，宋玉穿插运用了直谏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上法度混乱失控、人们投机取巧、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严重缺乏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以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教化世人是十分重要的，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以德治国是必要的，但依法治国万不可少。宋玉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这种和谐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宋玉的作品，还表现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和谐理念。早在唐朝就被人们尊为“道家圣徒”的宋玉，从老庄的“天人合一”以及山水文化中吮吸了营养。他在山水文学杰作《高唐赋》、《神女赋》中，不仅描绘了楚王、神女、方士及随从在巫山游历的生活场景，而且还对那里形形色色的自然生态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描述，构成了一幅幅人与自然相协调、环境没有被污染的生态画

卷，至今仍能撩拨人们的心弦。

当然，在宋玉的作品中，也还有怀农、重农的和谐理念。孔孟诸圣，是重视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孟子·梁惠王（上）》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就能稳固社会和谐之本。尽管后来宋玉已经被谗失职，流落他乡，但在《九辩》的创作中仍然念念不忘规劝楚王，还能始终如一地爱怜农民、关心农村、重视农业经济，这种重农固本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与行动，实在令人感佩！

而今，恢复了宋玉的历史原貌，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宋玉和他的作品及其深广影响，确实是一座丰厚无比的文化富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急需我们挖掘、开发、利用和推广！两千两百多年前宋玉作品中的诸多和谐理念、见解和愿望，的确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科学地研发弘扬！而宋玉在吸取儒家、道家、法家和纵横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为实现报国义民的理想而努力创新出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和谐思想，在善与人同、以为我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能够努力克己复礼，坚持躬行，和谐自我心态心理，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社会责任心、求索精神、科学态度、高洁品格和言行一致的作风，则对于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价值和巨大力量。

三

我们赞同罗曼教授和吴广平教授有关宋玉文学成就的论述。宋玉师承屈原，继承了屈原的遗志，并结合自己所处的实际，为了进谏君王、实现报国的理想，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勇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完成了由楚辞到楚赋的转变，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在赋体文学、感伤文学、艳情文学、梦幻文学、女性文学、山水文学和游戏文学等方面，作出了开山和奠基性的不朽贡献，并极大地启发、解放、示范了后世文人，展现了宋玉文化自主创新的光辉特质。

——宋玉开创了赋体文学。赋体文学，是在屈原之后，起于战国末期而盛于西东两汉的一种文学体制。它与包括楚辞在内的先秦诗歌不同的基本特征是，咏物、铺陈、不歌而诵；其一般结构特点是，首尾多为散体，中间多为韵文。这样，在表现形式上就比诗歌更为自由，在表达内容上也比诗歌更为具体实在。而这种表现和表达，正是宋玉开了先河，并结出了“交彩风云”的空前硕果，从而为汉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人说，赋体文学之祖是荀子而不是宋玉。其实不然。首先从赋作数量上看，宋玉有赋十六篇，除了《九辩》、《招魂》属于楚辞，其余的则都是赋体文学作品，而荀子传世的赋作却只有三、四篇。再就质量而言，荀子的赋作往往质朴乏文，不大铺张扬厉且文辞较隐晦，远不如宋玉那绚丽风云的文采，而且荀子实际作赋的时间比宋玉晚多年。从赋作的内容特点和荀、宋被公认的主要成就所属而言，显然，荀子是以哲理性、时论性散文为主而著称于世的思想家，至于宋玉则是第一位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和大量文学杰作的辞赋作家。所以，司马迁把宋玉列在赋家第一位，却没有提及荀子。汉代司马相如和杨雄、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名家”且首屈一指，但司马相如的赋作流传下来的只有6篇，仅相当于宋玉赋作的一半。

——宋玉奠定了感伤文学。中国感伤文学的永恒主题是“伤春”和“悲秋”，比如，宋玉在《招魂》的“乱辞”中就开创了“伤春”的主题：“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而其楚辞代表作《九辩》更是全方位地描写了秋

色、秋景、秋气、秋风、秋声、秋云、秋雨、秋虫及其引起作者的秋思、秋绪、秋愁、秋悲和秋感。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并且巧妙地以自然之秋象征楚国国运日衰、气数将尽，更增添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哀！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悲秋”主题并深入细致、具体生动、感人肺腑地进行描写，从而正式确立以影响后世的文学杰作。在此之前，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也写过相关诗句，可惜仅是提到了“愁”、“秋”二字，未能展开述写，构成不了悲秋主题，也就不能算作感伤文学作品。

——宋玉影响了艳情文学。一般说来，艳情文学之“艳”指女性的外在美，而“情”则指女性的内在情感；其突出特点是，描写男女相恋和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并不忌讳性爱，只是文学创作中还无人涉及艳情。为了讽谏君王抵御诱惑、理服同僚为己辩诬，宋玉还是“第一个吃了螃蟹”，在作品中真实而自然地表现了性爱，叙说了艳情。例如，《讽赋》中房东之女见了自己倾心的美男子时所萌发的青春的躁动，还有她对爱情的执着的追求；《招魂》中楚国君王因痴迷女色，贪得无厌，以至于“二八侍宿，射递代些”等等，所有这些可说是几近原始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对中国艳情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宋玉描写男女性爱，决非所谓“性解放”的宣扬，更不是什么“床头文学”。

——宋玉成就了梦幻文学。梦幻文学的主要含义是，在作品里以梦为线索展开描写，表现梦中幻觉所出现的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第一个表现这类主题的就是宋玉，他在《高唐赋》中向襄王讲述了楚先王在高唐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在《神女赋》中，宋玉还描述了襄王在迷蒙之中与含情脉脉的神女相遇欲合的幻境。宋玉的梦幻文学作品，都是为了讽谏淫逸无度的楚襄王而精心创作的。

——宋玉独树了女性文学。其一，是描写并塑造了美女。宋玉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真切而具体地描绘并塑造了众多身份不同的美女，从而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先河。在宋玉笔下，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民间个体美女“东家之子”，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中国人体审美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有《招魂》中的宫廷群体美女——女子歌舞队；更有《神女赋》中的神界仙女——神形兼备、光彩熠熠、令人着迷。这些美女的音容姿貌，嫣然一笑，服饰质料，心态情调，全都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给人以美的感受，发人以深深的思考！其二，是描写并塑造了丑女。宋玉第一个在作品中多侧面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女，大大地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内涵。如《登徒子好色赋》中对登徒子之妻的活灵活现的刻画。

——宋玉拓展了山水文学。山水文学是把大自然的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和描写题材以表达一定主题的文学。本来，《诗经》中有写山水的诗句，但那只是为了起兴；屈原也写到了山水，却也只是为了抒情，并不是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庄子爱水，也写过水；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表达热爱之情或暗示一种哲理，所缺乏的依然是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作出丰满的具体描写。只有宋玉，才是第一位把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和描写题材并融入自己作品之中为主题服务的先行者。比如，他在《高唐赋》中对巫山一带天、地、山、水、鱼、虫、鸟、兽、草、木、花、石等自然景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的描写记述，可谓绘声绘形、绘色绘味、有动有静、斑驳陆离、引人入胜，使人目不暇接，从而获得极大的美感享受和启迪回味，第一次展示了山水文学的巨大魅力！

——宋玉还开启了游戏文学。游戏文学又称为“娱乐文学”，其目的在于逗乐、

消遣、休闲；其最佳境界是“寓教于乐”。从现有资料看来，作为文学样式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此二赋，在中国游戏文学史上成了第一支标杆，一直影响着后世。汉武帝就经常叫人给他讲“大言”、“小言”以作乐；昭明太子还专门组织文人比赛大、小言以相娱。代代文人相聚，联句咏诗时也常有以大、小言为题的智力竞赛游戏。溯其源，无不与宋玉有关。客观地讲，宋玉确实是一位有血有肉、多才多艺、活跃倜傥、贴近生活的“多面手”，而不是那种一天到晚都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刻板人物。面对楚襄王这样的“玩家”，宋玉总是策略应对，借机讽谏。大量事实表明，宋玉更贴近于世俗和庶民，宋玉文化闪烁着许多平易近人、令人娱乐的民俗化、大众化的亮点。

另外，在中国舞蹈史中，第一个具体描绘舞女舞蹈全过程而娱人耳目的，是宋玉的《舞赋》和《招魂》。在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记述古代竹管乐器制作和演奏全过程而乐人视听的，是宋玉所作的《笛赋》。

由此观之，在南北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屈原精神感召下，宋玉博采众长，潜心创制出赋体、感伤、艳情、梦幻、女性、山水、游戏等诸多文学，大都体现了人性、反映了民俗，具有雅俗共赏之巧、朝野同欲之妙，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冲激力和人际亲和力，亦为灵秀湖北的文化底蕴大放异彩，故影响深远、千古不衰。

四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屈原之后，宋玉以其研发的文学体裁、开启的文学主题、塑造的文学形象、锤炼的文学语言，尤其是传世的文学精品给后世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加之他本人高洁的品行修养和可贵的忠君义民情怀，从而赢得了“屈宋”并称的崇高地位，以至《辞海》、《辞源》等大型工具书均收有“屈宋”的条目。

宋玉的文才和人品，一直为世人所推崇，“屈宋”并称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定论。文学评论家刘勰多次指出：“屈宋以辞赋发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南朝大学士沈约也指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诗仙”李白在诗中写道：“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在《感遇四首》之四中感慨道：“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杜甫也在诗中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景仰深情：“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而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欧阳修更是赞叹不已：“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

从西汉到明清时期，史书、方志、类书、诗赋创作以及文学辑本等，都有关于宋玉及其作品的记载，宋玉辞赋作品一直广泛流布，历经汉晋隋唐而不衰。一方面，宋玉爱好楚辞，有《九辩》、《招魂》等楚辞力作；另一方面，他创制楚赋，并且凭《高唐》《神女》等优秀的楚赋作品被世人称道，无数正直的文史大家对其辞赋作品的评价都很中肯而公正。如《对楚王问》这种对问体，刘勰曾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并列举了宋玉以后六百年间先后有东方朔、杨雄、班固、崔駰、张衡、崔寔、蔡邕、景纯、陈思、庾凯等名家效仿宋玉的实例加以论证。

而宋玉在感伤文学方面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现代诗人兼学者林庚教授这样评价：“宋玉的《九辩》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屈原这一诗化的步骤，集中全力从秋风

这一诗化的突破口扩大战果。荆轲的《易水歌》、刘邦的《大风歌》，直到曹操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像一条引线把楚辞与建安诗坛连结在一起。宋玉悲秋因此而传为千古佳话。古人谁不知悲秋呢？而宋玉却是第一个有意识而非偶然的把它揭示出来，《九辩》是属于整个诗坛的，也是属于宋玉个人的。”自此以后，“悲秋”遂成了历代文人墨客挥之不去的永恒的情结；而《招魂》中伤春主题的影响莫不如此。出身南朝梁代官宦世家的庾信，被强行扣留北国二十余年，写下了著名的《哀江南赋》，赋中充满对江南故土的深切怀念。人生的可悲经历加上浓重的乡关之思，使庾信与宋玉有所共鸣，全篇借用“哀江南”一语为题，正是取材于宋玉《招魂》。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无论是悲秋还是伤春，宋玉均堪为感伤文学之祖。因为，直到1768年，感伤主义文学才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萌芽。

又如梦幻文学，宋玉笔下的“巫山云雨”一词，早已成为文化上的经典意象和语汇象征，并由此衍生了近60个变体形式，两千多年来频频出现在各类作品之中，如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其第六回的题目就有“宝玉初试云雨情”一句。关于这一点，历代公正求实的鸿儒巨学皆有公论。如早在封建伦理盛行的唐朝，李善就讲过：“《汉书》注曰：‘云梦中高唐之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大诗人李商隐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巫山云雨尽堪疑。”宋朝评论家洪迈说得更明白：“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大意是：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在这两篇赋中赋写了较为隐含的话，借以托物兴寓、有所寄托是很明显的。我曾细读里面的词句，玩味作者的意图，可以说作品既从写男女之情出发，又不越过礼教的界限，宋玉真正领会了《诗经》作者‘有益风化’的精髓）。”

再如艳情文学和女性文学，高唐神女既是女性美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是中华民族爱与美的象征。历代才子为之倾倒迷醉，无数文人因而歌咏不休，并以《高唐赋》、《神女赋》作为学习或模仿的对象，巫山神女（高唐神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和原型。自宋玉以后，在作品中直接表现男女相恋和性爱的，代有人出，以致“艳情”这种人类共有的生理欲望几乎成了“中药里的甘草”。而发端者，盖为楚之宋玉。他使文化的“禁区”变成了“热地”！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学习《高唐赋》、《神女赋》的是东汉傅毅，他在宋玉《舞赋》基础上增衍而成的《舞赋》，多处引用、化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的句子。魏晋时期，曹植“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洛神赋》；与曹植同时的其他建安作家都写有《神女赋》，还有陶潜的《闲情赋》等，均与宋玉笔下的神女有着一定关系。汉代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则明显地模仿了宋玉的《讽赋》；而白居易《长恨歌》中那位杨贵妃形象，显然是祖于宋玉东家之子的眼神。此外，受宋玉《好色赋》“登徒子妻”这一丑女形象的影响，西汉刘向描绘了丑女钟离春，东汉班固塑造了丑女孟光，都先后登上了女性文学的殿堂。至于《西游记》、《聊斋志异》中出现的妖魔化的女性形象，亦盖源于宋玉之研发。

还有山水文学，受宋玉《高唐赋》和《招魂》自然风光描写的直接影响，西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名篇，均有山水景色和田猎盛况的生动描述。自此以后，山水文学遂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大亮点。而西方的山水文学，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由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开始的，比宋玉晚了两千多年。

至于宋玉在《招魂》中对当时“六博之戏”的精采绝妙的记述和对当时美食

佳肴的津津有味的真切描绘，以及对当时“三陪小姐”言行举止的记录等等，其影响之广大久远，时至今日，在各地民俗生活中，在各种大众媒体中，在许多文化活动中，仍能发现其娱乐的本原形态！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吟诗填词、写文作赋，经常援引、化用宋玉辞赋的词句，学习、借鉴、模仿其作品，描述、品评其本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形成了一系列成语、典故及其变体形式，而有据可查的至少就有117个，其中有数十个经久不衰的经典意象。

近百年来，宋玉研究远及海内外，如马来西亚郑良树先生、日本稻畑耕一郎先生、韩国朴永焕先生、荷兰高罗佩先生、法国郁白先生、英国爱吉士先生、前苏联李谢维奇先生以及港台地区的李立信先生和高秋凤女士等，对宋玉及其作品均给与了很高的评价。总之，诚如著名的文学史专家陆侃如教授在《屈原与宋玉》中所言：“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的说：屈原和宋玉。他们不但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当时著名学者刘大白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把原本是宋玉的作品说成了是别人的创作，损害了宋玉的“文品”；后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在宋玉一事上，郭沫若又把宋玉歪曲成了“卖师求荣”、“没有骨气”、“作风轻薄”的“无耻文人”，在学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压力，否定了宋玉的“人品”，并运用许多方式在社会上广造舆论，在一两代、甚至三四代人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幸的是，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战国竹简宋玉佚篇《唐勒》（后定名为《御赋》），终于证明了宋玉赋作的客观存在，为正确评价宋玉的文品奠立了基础。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海内外学者在对宋玉人品的评价上才逐步趋向客观。

1990年12月，以著名楚学专家张正明教授为会长的宋玉研究会在宜城市宣告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宋玉的学术组织。2004年《湖北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由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斌庆领衔撰写的长篇论文《宋玉立身本高洁——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宋玉〉的初步质疑》，从历代名家的客观评价和宋玉作品的深入剖析入手，较为系统、全面、公正地分析了宋玉的人品和文品，雄辩地证明了宋玉立身高洁、忠君爱民的爱国情怀。2009年3月，襄樊学院宋玉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宋玉的科研机构；次年10月，中国屈原学会、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襄樊学院和宜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宋玉及其辞赋研究》。2011年9月，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中心成立，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宋玉研究学术团体；2012年3月，中国屈原学会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举行了成立揭牌仪式。由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家方铭任总主编，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浙大、武大、湖南大、暨南大、吉林大、北京语言大、中央民族大、中国政法大、东北师大、陕西师大、安徽师大、山西大学及湖北文理学院等高校的相关教授，集体新编的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材将于近期在长春正式出版。该书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史科研新成果，其中第一卷第一编中，“第六章屈原及战国骚体文学”共7节，“第七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则有5节、2万多字，第一次在文学“通史”中体现了宋玉与屈原并称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原貌。所有这

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帮助。

我们要以史为据，坚持唯物史观，用看待、研究、分析、评价、维护、宣传屈原时的情感、态度、立场和方式方法，来公平、公正地对待宋玉。文化是多元的，我们应从新高度上理解、包容屈、宋这两位并称齐名的宗师，让宋玉文化与屈原文化交相辉映。为了进一步普及楚文化常识，引导并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宋玉、学习宋玉、宣传宋玉，真正让宋玉文化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3月，应襄阳市委宣传部、襄阳市作家协会之约，我承担了有关襄阳历史文化名人、“赋圣”宋玉作品的编注任务。因双眼近乎失明，撰稿确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我就嘱托我过去所教的一个高中学生姚守亮来代为执笔。我具体负责前言部分的把关、编注体例的设计、相关工作的联络及统筹，拟定书名为《宋玉辞赋注译析》。姚守亮具体负责所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融通，对各个篇目进行题解、注译和简析（《悲回风》仅拟译文）。本书修订版收录了宋玉辞赋16篇，其中包括赵逵夫教授力证为宋玉所创作的《悲回风》，每篇作品包括原文、题解、注释、译文、简析、赏读等六个部分。经电话联系，征得赵先生同意，将其相关研究成果编入书中。论文《宋玉作品入选语文教材的可行性分析》也一并收入附录，便于大家参考。“题解”部分主要包括该文篇题解释、创作情况蠡测、大致内容提要、相关成语典故源流等。原文部分一般采用较为通行的版本作底本。注释力求通俗、简明、少留难点。译文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尽量做到直译，适当兼顾意译。简析是对各个层次的内容所作的扼要提示。赏读则是对全篇重要内容或精彩片段的鉴赏和分析——这样更便于读者朋友的阅读和理解；同时也衷心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四个襄阳”建设聊尽绵薄之力。

2013年10月初稿

2016年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