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的女性报刊

二十世纪初年的女性报刊陈文联2013-01-18 11:22:43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第130～135页【作者简介】陈文联，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陈文联(1967-)，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后。

【内容提要】女性报刊的涌现是20世纪初年女权运动的闪亮之点。

这些报刊宣传虽然重心不一，但却大体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两大主题而展开，它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尽管这些女性报刊维持周期短，但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则是不容抹杀的。

【关键词】20世纪初年/女性报刊/妇女解放20世纪初年，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

此间涌现的女性报刊，就是这个时期女权运动的新闪光之点。

本文着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透过活动揭示其更深层的意义。

一、欲开通女界，非办报不可近代先进分子对于报刊的巨大作用很早就有较明确的认识。

郑观应认为报馆之益不胜枚举，欲通民智，达民情，“莫如广设日报”[1]345。

宋恕则把报馆与学校、议院并列在一起视为“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2]137。

康梁等维新派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去塞求通”，而通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因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所以，他们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可以“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3]100。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维新志士在甲午战后至戊戌年间掀起了一场兴办报刊的热潮，《女学报》也因此问世。

到20世纪初年，报刊的宣传作用也为愈来愈多的女权倡导者所认识。

在她们看来，欲开通社会，发达女界，非办报不可。

柳隅在《留日女学会杂志题辞》中指出，欲使女子能尽女国民之责任，必先开通女子之智识，而开通女子智识，其道不外有二：一是“广设学校，使为女子者得受善良之教育，此其最要者”；二是“谋出一杂志，以灌输女界之智识”，“此其效力最大者”。

作者由此断言：“循其以往，女学日发达，女权日伸张”[4]。

《女报发刊词》在谈及发行之原因时，曾明确指出，教育兴办虽有几年，但全社会黑暗如故，纷扰如故，“具热心相与维持图谋改良进步者少，或作冷眼观且造谣持破坏主义者居多”。

“社会既不开通，教育终难发达”，因此，“欲开通社会，非办报不可”[5]。

基此，《女报》将“提倡女学、开通风气”视为其首义。

先进女性炼石有感于“我中国女界，数千年来，墨守古训，积重难返”，主张通过教育与办女报以开通女界，伸张女权，“欲开通女界，教育而外，可以发明新理、提倡精神、联络感情者，惟恃乎杂志”。

基于这种认识，她自力经营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以“改良积俗，造就国民”[6]。

秋瑾的认识更为明晰，她认为欲“导身处黑暗世界的女界，尽登彼岸”，非办报不可，因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非报纸而何”。

她把妇女报刊看做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启发妇女觉悟、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神灯”。

因而，她克服重重困难，奔走呼号，集资创办了《中国女报》，其目的是：“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

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刊。

吾愿与同胞共勉之。

”[7]这等目标，令人神往；这等信念，令人振奋。

先进女性既然认为女性报刊能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因而她们就不遗余力地从事女性报刊创办工作。

在她们的努力下，女性报刊在20世纪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女性报刊的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妇女报刊，始于戊戌维新时期。

正当维新高潮之际，1898年7月24日，第一份由女子主办而又面向妇女的报刊《女学报》在上海创刊。

该刊每月出版3期，辟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4个栏目，宣传变法维新、男女平等、婚姻自主，鲜明地反映了知识女性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该刊主笔全是女性，共20多人，较著名的薛绍徽、裘毓芬、康同薇等，她们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女报人。

伴随戊戌变法受挫，《女学报》也因此被迫停刊。

到20世纪初年，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妇女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具体见表1)从不同视角观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女性报刊情况。

首先是女性报刊的区域分布。

从表1可以看出，女性报刊以上海居首，计12个；东京次之有8个；北京也有5个。

这说明了女性报刊的诞生，与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紧密相联，与当时大批女学生东渡留日直接有关。

其次是女性报刊的创办时间上。

自1889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创刊的有7个；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创刊的有21个。

这说明女性报刊的创建，与辛亥革命的时代脉搏紧密相联，它随同着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高涨而蓬勃地发展起来。

尤为注意的是，1907创刊的女子刊物竟达10种之多，这是由于1907年清学部颁布了女学堂章程，国内女学校有了一定发展，留日女学生人数大增，这势必推动了妇女报刊的发展。

于是，出现了妇女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

其三，从报刊的主编人选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女性，有一部分还是留日女学生。

较为著名的有陈撷芬、秋瑾、唐群英、燕斌等，她们深受欧风美雨的浸润，具备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活跃在女报界，成为角色新颖的女报人。

其四，从各报刊出版的时间来看，绝大多数的报刊时间不长，有的仅出一二期就被迫停刊，甚至有的创刊号竟成终刊号，但是，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反映了当时创办妇女报刊的困难情景和妇女们办报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其五，就报刊的内容来看，广泛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思潮。

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妇女报刊，它们大多把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鼓励妇女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实行民主共和的同时，争取自身解放。

其代表有《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女报》、《留日女学生杂志》等等。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主要有《北京女报》、《妇孺报》、《天足会报》、《妇女日报》、《妇女时报》等。

这些报刊，大都单纯宣传兴女学、开女智、提倡妇女道德，培养贤妻良母，从而达到改良家庭、改良社会的目的。

那么，推动20世纪初年妇女报刊涌现的社会原因何在?一是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

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大力鼓吹下，在清政府官方教育改革的直接刺激下，产生于戊戌变法高潮之中的近代意义的女子教育随着新式学堂的涌现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女学热也随之而兴起。

1907年，据京师、直隶、奉天等的统计，全国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

此外，在全国各类学校中，还有女学生141000人。

这一时期另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在留日热潮的推动下，联袂东渡，前往日本留学，掀起了女子留学的新篇章。

女子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进步知识妇女群体的崛起。

她们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国内先进思想的熏陶下，业已具备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

她们认为，欲开通社会，发达女界，非办报不可。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掀起了自办女刊的热潮。

其二，它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1901年的《辛丑条约》把中国逼向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境地，向外国追寻救国良方更为国人所趋。

从1901-1911年，以“译”字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23种，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及哲学、历史、教育等方面著作大量译介和出版，特别是《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及《世界女权运动发达史》、《贞德传》、《东欧女豪杰》等译著，介绍了西方女权运动的理论与现状及杰出女性生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妇女群产生了自救意识和自立思想。

诚如吕碧城在1907年所指出的：“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或腾诸如笔墨，或宣之演说，或远出游历，无不以自立合群为宗旨”[8]。

其较为准确地道出了西学东渐对女界的影响。

三、女性报刊舆论宣传的两大中心20世纪初年女性报刊，大体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这两大中心，充分彰显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民族特色。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心这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女子刊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受日益高涨革命形势的熏陶，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20世纪初年女性刊物的许多文章紧紧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主题，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反清排满思想，号召广大女性在求解放的过程中，将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鲜明体现出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的革命性与主动性。

其一，倡导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号召女性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同尽爱国天职。

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险。

面对着亡国灭种危险，觉醒的先进女性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以挽回补救之策。

她们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把报刊看成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激发爱国热情、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启迪妇女思想觉悟的最佳舆论工具。

她们注意利用报刊这个先进有效的媒介，表达自己意愿要求，呼吁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

《女子世界》大力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个鲜血直淋……气息止存一线”[9]。

号召妇女们以法国的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10]，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

《留日女学生会杂志》也是一份宣传爱国救国和民主革命的刊物，它在《发刊词》中指出，祖国面临瓜分之祸，“实行瓜分之危害，震破耳幕。

炮雨弹烟，频频入梦；刀光剑影，咄咄逼人”，它号召妇女与男子一起救亡图存。

因为瓜分之祸，不仅男子身受，妇女也免不了。

“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11]。

诸如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不尽义务，焉得权利”等等，更屡见于女子刊物中。

毫无疑问，这些宣传，对推动妇女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其二，抨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号召妇女投身反清民主革命。

《女子世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满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是中国民愚财尽的根源。

“积今百年来，惟兹亡国孑遗，呻吟婉转于异族铁蹄之下，日受种种束缚，种种贱戮，种种剥削，至此而民愚矣，财尽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