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流域城乡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

滇池流域城乡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古维迎1冯长春1沈昊婧1于书霞2（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2.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武汉，4300070）【摘要】本文利用遥感影像资料解译出1988—2008年的6期滇池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结合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控制自然资源因素，比较分析了经济发展因素和规划政策因素对滇池流域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

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长对于区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解释更好，对于区域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以及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而言，规划和政策因素驱动更明显。

在政府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持，土地更趋于粗放利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均更快。

提出为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促进建设土地集约利用，政府需要有合理的城市规划，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

【关键词】建设用地规模；人均建设用地面积；驱动因素；滇池流域【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支撑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2008ZX07102－001－03）1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迅速增长，耕地则不断流失，关于土地利用演变的研究，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的研究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

我国建设用地扩张不仅是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过程，人均建设用地也随之迅猛增长［2］，因此对其驱动力的研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驱动力研究，二是人均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的研究，国内期刊上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的研究多指前者，而后者则归于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

中国国土辽阔，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具有巨大的区域差异性。

学者们已从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多尺度上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从全国和区域尺度上的分析来看，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建设用地扩张的核心驱动因素的论断几乎不存在争议［3］。

近年来，随着RS 和GIS 技术的应用，学者们相继对个案城市开展了更细致而深入的剖析，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

上述研究多为对城市总体情况的定性分析与定量描述［4－5］，以城市内下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的定量分析并不多见，已有的此类研究也仅基于截面数据，缺乏在时间尺度上的分析［6－7］。

本文对利用从1988年到2008年的6个截面的土地利用数据，以流域内区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单元，结合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定量分析了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影响因素的驱动力，为建立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的理论范式丰富了研究案例。

2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2.1研究区域本文的研究区域滇池流域位于昆明市域范围内，主要包括昆明主城4个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以及呈贡和晋宁2个县。

该区域是过去20年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至2008年，该区域集聚了昆明市70%以上的GDP 和80%以上的城镇人口。

2.2数据来源2.2.1土地利用数据本文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利用1988、1990、1994、1999、2002、2008年Landsat TM 和ETM +的6期遥感影像解译，其中2002年为ETM +的遥感影像。

因为流域边界与区县的行政边界并不重合，嵩明县的滇源镇和阿子营乡位于流域内，而西山区的团结镇和晋宁县的二街，夕阳和双河乡则位于流域外，在利用ArcGIS对各区县土地数据进行空间统计时，将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接近的滇源镇划入西山区，阿子营乡划入晋宁县。

2.2.2社会经济数据分区县人口数据基于1990年，2000年的人口普查，1995年和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常住人口统计，《昆明辉煌的五十年》中的1985年的户籍人口统计，以及《昆明经济工作手册2005—2009》中的常住总人口的统计。

分区县经济数据则是基于《昆明经济工作手册1999—2009》，《昆明辉煌的五十年》中1985年和1990年的分区县统计。

采用指数插值法估计各区县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2年的常住人口和经济数据。

3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综述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数学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引起建设用地扩张的相关主导因子，建立建设用地扩张的概念模型与数学模型。

国内已对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是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依然比较薄弱，缺乏一致的理论模型与研究范式［8］。

总结国内对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的相关研究，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是建设用地扩张的基本条件和限制因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建设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而城市规划和投资、财政等政策制度则引导了建设用地扩张的模式和方向，可以将影响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3.1自然资源禀赋地形、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基础，土地的地质，地形条件，决定着土地的承载力，建设用地开发的技术难度和开发成本，土地的土壤、气候和水文条件则关系着区域农业发展水平，影响着农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机会成本。

我国建设用地扩张以占用耕地为主，耕地资源的稀缺程度为影响建设用地开发的最直接因素，耕地资源越稀缺，越不利于大规模开发建设，限制建设用地规模的增长，同时建设用地趋于集约利用，对于人均建设用地增长限制作用越明显［9］。

土地的自然条件，甚至是土地的稀缺性，在短时间尺度上，改变并不明显，而在长时间尺度上则可能对土地利用变化起非常重要的影响。

3.2经济发展因素中国土地利用的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总量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引起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包括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过程。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经济发展是建设用地总量扩张最重要、最根本的驱动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的不断发展，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大［3］。

对于城镇人口密集区域的人均建设用地增长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呈一条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从生产的角度看，根据经典的要素替代理论，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稀缺，投资者倾向于以土地替代资本，土地利用呈粗放的态势，人均建设用地逐渐增长，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本问题逐步解决，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提升，土地利用趋于集约，人均建设用地趋于下降［10］。

而从生活角度看，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产生改善生活品质的需求，增加居住面积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人均建设用地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居住面积的重要性下降，同时建设用地利用往纵深发展，土地利用趋于集约，人均建设用地趋于下降。

3.3城市规划和制度政策因素城市规划和制度政策因素可以通过强制改变土地的供给，或是通过改变市场激励来调节土地的供需与价格，影响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建设用地增长。

城市规划引导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方向，通常与政府的投资和财政政策捆绑在一起，在政府确定的投资开发区域，或是采取以土地开发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伴随着政府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引导建设用地总量迅速扩张，同时容易降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导致人均建设用地增长。

而在政府确定的限制增长区域，政府削减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对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建设用地增长构成限制。

此外，制度政策因素还包括土地市场制度建设，以及政府对土地利用的各种管制手段。

土地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机制发挥得越好，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建设用地增长则越趋于理性。

政府严格保护耕地的政策，以及土地整理与复垦措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和人均建设用地的增长［11］。

4滇池流域城乡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分析4.1指标选择与数据整理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在短期内变化并不明显，本文将其视为控制性指标，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因素和规划政策因素对于各区县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人均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

因为统计样本并不多，指标选取宜以少量综合性指标为宜，在经济发展因素方面，涉及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而在规划政策因素方面，则涉及城市规划中是否为拓展区域，以及投资和财政政策指标。

然而在此时间内，代表经济发展和投资政策的指标统计口径并不一致，使得许多指标出现系统性偏差，并不具备很好的延续性。

如我国在1993年和2002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在不同阶段偏差很大，需要进行修正。

而各区县经济规模最具代表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因为在2005年之前并不以地域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反映各区县经济发展的真实经济规模，需要重新测算。

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昆明市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5年价。

4.1.1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修正从全国财政收入中，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来看，在1993年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比例立即发生了很大变化，1993年时为22.0：78.0，1994年时的55.7：44.3，而1995年时为52.2：47.8，此后变化并不明显。

因此只需要根据1995年的比例对1985年和1990年各区县的地方财政收入进行修正，如1985各区县地方财政收入统计为FIi1，全国财政收入统计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为δ1，1995年为δ，则修正后各区县地方财政收入为FIi0=FIi1（1+δ1）/（1+δ）（1）4.1.2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测算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选取不同的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最普遍接受的测度有两种，一是从产出角度衡量，即人均GDP，二是从收入角度衡量，即人均国民收入［12］。

然而如上文所述，2005年之前昆明市各区县单元GDP不能反映各区县发展的真实水平，收入则分城镇和农村分别统计，其余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指标往往比较片面，并不被普遍认可。

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测算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原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更适合衡量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因其在分区县统计中不具备很好的延续性，以职工平均工资指标代替，五华区和盘龙区没有农村人口，其各年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各年份所有区县均值代替。

对2008年各区县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1，地方财政收入指标的综合性最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关性最高，与地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性较低，固定资产投资与地方财政支出相关性最高。

再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具有收入与消费水平意义，而地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则具有政府投资与财政政策含义，本文的指标选取具备统计上和现实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