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诠《易》的向度..杨庆中著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孔子早年视《周易》为掌于史巫之手的筮占之书，不太看重。

晚年则发现其出于文王之手，包含“古之遗言”，因而态度转变，重新认定其性质，并以“观其德义”为原则，对《周易》的部分爻辞进行了诠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主张。

关键词：易传、周易、孔子、诠释《易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解释《周易》古经的传世文献，传统易学一直认为该《传》系出于孔子之手，但宋代以后，怀疑的声音也不绝如缕。

到了上世纪初叶，此种怀疑走到了极点，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多数学者基本上不太承认孔子作《易传》的传统旧说。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不少与该论题相关的出土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才使传统旧说重又受到人们的重视。

现在看来，说孔子作过《易传》，理由仍然并不充分；说孔子与《易传》没有关系，也有悖于史实。

因为就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在其晚年确曾与他的弟子讨论过《周易》，不但讨论过，还对个别卦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讲解[1]。

本文即根据相关史料，对孔子诠《易》的向度作一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孔子对《周易》态度的转变种种迹象表明，对于《周易》这部书，孔子早期的认识和晚年的认识并不一样，因而，在对待《周易》的态度方面曾经有过一次明显的转向。

[2]请看帛书《易传》中的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子赣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赐以此为然矣。

以此言取之，赐缗第 1 页行之为也。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

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

察其要者，不诡其福。

《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予非安其用也。

”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

’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缪哉，赐！吾告汝，《易》之道……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

文王仁，不得其智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而后乎？”（帛书《易传·要》）[3]这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中记载的一段材料。

这段珍贵的记载，内涵十分丰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孔子早年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并对巫史之流的卜筮颇有微词：所谓“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其次，孔子老而好《易》，弟子怀疑老师相信卜筮：所谓“夫子亦信其筮乎？”第三，孔子也曾多次利用《周易》进行筮占：所谓“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4]第四，孔子“老而好《易》”的原因与史巫不同，乃在“观其德义”：所谓“《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予非安其用也”；“《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

……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而后乎？”前文第一点所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被子赣视为“夫子”的“他日之教”，可以代表孔子早期的《周易》观。

大意是说，丧失德行的人才祈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

孔子早期对《周易》的这种看法对子赣影响很大：所谓“赐以此为然矣。

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

”即不但完全认同，且一直在努力实行。

但晚年的孔子却对《周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出门则带在身上，一有空就看，所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很不理解，于是乃有“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之叹。

这段师徒对话，反映出一个信息，即晚年的孔子对《周易》的看法及态度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对于子赣的怀疑，孔子的第 2 页解释是：“与同样古老的《尚书》相比，《周易》保存得基本完好，并且那里面有不少先王的遗教，我老而好之，好的不是它的卜筮的功用。

”不是卜筮的功用，那是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因此可以说，“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是孔子老而好《易》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对《周易》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根据。

二、孔子对《周易》性质的重新认定孔子晚年热衷于对《周易》的研读，并努力“求其德义”，与单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他日之教”不同，这时对于《周易》的性质也有了新的认识[5]，言其大者，约有三个方面：1．《易》有“古之遗言”如前所引，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

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

察其要者，不诡其福。

《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予非安其用也。

”对于这里的“古之遗言”，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古之遗言’也不是泛指古代的话，因为《周易》对于孔子来说本来是古代的作品，用不着特别强调。

‘遗言’的‘言’应训为教或道，系指前世圣人的遗教。

”[6]此可见，晚年的孔子，认为《周易》卦爻辞中包含了大量的“古之遗言”，他是把钩沉《周易》中的“古之遗言”——前世圣王的遗教，作为其研《易》的目的之一的。

今通行本《系辞传》记有孔子对《易》之十九条爻辞的解释，可能就是孔子所谓的“古之遗言”。

从中可以看出，有的像是歌谣，有的像是颇有警示意义的故事，有的像是箴言。

总之，如果超越筮辞形式的局限单看这些卦爻辞，其中确实包含有一定的人道教训。

今人胡自逢研究认为，孔子解《易》十九则，其内容涉及慎言行、同心之利、慎、谦、戒亢、慎密、咎由自招、履信思顺、感应、凶、藏器待时、小惩大诫、善可益，而恶不可积、居安思危、度德量力、知几、不远而复、阴阳和合而生物、求益之极必凶等多个方面[7]。

孔子据此卦爻辞以揭示迁善改过之理，所谓“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第 3 页殆此之谓欤！2．《易》出于文王，乃忧患之作孔子看重《周易》中的“古之遗言”，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在孔子看来，《周易》系出于文王之手：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

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辟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易之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予乐其知……（《要》）[8]这两段话是说，《周易》这本书反映了“殷之无道，周之圣德”。

这一思想在传世本《易传》中也有反映，且与帛书中所记孔子的话颇为相似：“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系辞下传》）大意是说，《周易》这部书，其兴起大概是在殷朝末年，周国德业隆盛的时期，所以卦爻辞多有忧危之义。

警惕自危可以使人平安，掉以轻心可能导致倾覆败亡。

这个道理十分弘大，任何事物都不例外。

始终保持警惕，其要旨在善于补过，这就是《周易》给人们指出的“道”。

由《论语》等典籍可知，孔子对于文王、周公一向崇敬，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既然《周易》系出自文王的时代，且可能与文王有关[9]，则其受到孔子的重视，就不难理解了。

而孔子从人道教训、崇德广业的层面诠解《周易》，也就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了。

3．《易》为崇德广业之书《易》有“古之遗言”，系出于圣王之手，其内涵自然也就包含了“崇德广业”“开第 4 页物成务”等多方面内容。

子曰：……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惭）人为而去诈。

（《要》）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系辞上传》）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系辞上传》）……在孔子看来，《周易》这部书，刚强的人学了它之后，就会“知惧”；柔弱的人学了它之后，就会“知刚”；愚钝的人学了它之后，就会“不忘”（聪明），奸佞的人学了它之后，就会去掉狡诈之心。

这段话，核心是强调《周易》是一部教人无过无不及的宝典。

这一点与孔子一向提倡的中庸思想是十分一致的[10]。

中庸，是孔子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思想方法，其目的在于“成己”、“成物”，而“成己”“成物”之途径，则在于“崇德广业”。

所以，孔子强调指出，“《周易》是圣人用来高扬道德而开拓事业的。

智慧在于高明，礼节在于谦卑。

高明效法于天，谦卑效法于地。

天地确定了位置，易的变化便运行于其中了。

对已成的本性保持再保持，便是步入道义的门户。

”可见，在孔子看来，《周易》这部书，由于其出于圣人之手，由于“古之遗言”之“冒天下之道”，即彰显了宇宙人生的本质规律，所以才具有“开物成务”的大功效。

由此，我们便不难想象，孔子何以“晚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了。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之重新认定《周易》古经的性质，也并没有否认其本有的占筮的功能，这一点，在后来的《易传》中，也仍有明显的表现，所谓：“易有圣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即并不把“占”摈除于圣人之道之外。

因此，应该说，孔子之对《周易》性质的新认定，乃是对原本作为筮占之书的《周易》进行人文主义的诠释和改造。

而这种诠释和改造无疑改变了《周易》的命运，使之成为一部贯通天人的哲学圣典第 5 页三、孔子诠《易》的原则孔子视《周易》为“崇德广业”、“开物成务”之书，并自谓“非安其用”、“好其德义”，所以其对《周易》的解释也就遵循着一个基本的原则：“幽赞而达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

换句话说，就是迁善改过，进德修业。

孔子说：《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而后乎？（《要》）在这段话中，孔子介绍了三种理解《周易》的方式，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周易》理解史的一个概括说明。

这三种形式是：其一，“赞而不达于数”，即幽赞于神明而不能通达于筮数，孔子称之为“巫”；其二，“数而不达于德”，即明了筮策而不能通达于德义，孔子谓之为“史”；其三，“求其德而已”，这是孔子的理解方式，遵循着这一原则，孔子对《周易》的诸多卦爻辞进行了人文主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