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后和婵娟的形象看《屈原》的悲剧性

从南后和婵娟的形象看《屈原》的悲剧性

冷卓凡

（大连育明高中高二•八班）

摘要：《屈原》中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南后郑袖和侍女婵娟。南后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一心想要将屈原置于死地；而婵娟是真善美的化身，对屈原的尊敬和爱坚贞不移；但最终恶毒的南后达到了目的，而婵娟作为道义美的象征却不得已代屈原而死。作者通过正义的失势，不仅反映出屈原处身的恶劣环境，而且在真善美的毁灭中使历史剧《屈原》的悲剧意蕴得以全面升华。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南后；婵娟；悲剧形象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兼诗人，因其志向高洁、不与世同流而遭到迫害，最终投身汨罗江而死，郭沫若先生在其历史剧《屈原》中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位撼动人心的悲剧人物。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服务于屈原的悲剧形象而进行塑造，其中包括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南后郑袖和侍女婵娟。南后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一心想要置屈原于死地；而婵娟是真善美的化身，对屈原的尊敬和爱坚贞不移；但最终恶毒的南后达到了目的，而婵娟作为道义美的象征却不得已代屈原而死。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王凤仙也在《浅析郭沫若〈屈原〉南后形象的艺术价值》一文中提到，悲剧是由个体生命与外在否定性力量的冲突造成的。作者正是通过正义的失势和婵娟的牺牲，不仅反映出恶劣环境与屈原高洁品格的激烈冲突，而且在真善美的毁灭中使历史剧《屈原》的悲剧意蕴得以全面升华。

一、南后形象分析

（一）工于心计

作者谈到南后郑袖时说：“这个人是相当有点权变的，似乎不亚于吕雉与武则天。”[2]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楚怀王听信靳尚的谗言而疏远了屈原。在历史剧《屈原》中，楚怀王仍旧对国事家事无分辨能力，这就为南后郑袖施展手段创造了条件。南后的心机之深从她陷害魏美人的手段就可以看出，得知丈夫宠爱别的美人，她并没有表现出嫉妒心，反而以佯装豁达获得了怀王的继续宠爱和魏美人的信任，最后从中挑拨陷害，致使魏美人不仅失宠，还被割去了鼻子，而她不动声色间就将自身的危机化于无形。第二幕中，南后在与靳尚密谋陷害屈原之后，立刻就形成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在实行的过程中，没有一丝犹豫迟疑。

南后在见到屈原的时候“呈出极喜悦的面容”[3]，蒙在鼓里的屈原并没有意识到南后的虚伪，然而见证这一场面的靳尚必定要心生恐惧，将来倘若他不顺南后心意，也就将是第二个屈原。靳尚走后，起初南后打着母亲的旗号夸奖屈原，之后又从执政上层夸奖屈原德才兼备、每一个国君都愿意请他做宰相。如此动人的赞美只是南后营造的一个温柔陷阱，目的仅仅是致屈原于万劫不复。若是南后肯稍微为儿子的学业、丈夫的天下考虑，也不至于这样处心积虑地陷害屈原。屈原曾赞美她有好些地方使男子都有愧须眉，确实如此，就这份陷害屈原的心计足以令靳尚、张仪相形见绌。屈原越是真心的赞美，南后的虚伪面目和心计恶毒就越是显露无疑，越是令人憎恶。

（二）人性之恶

南后的可怕之处还表现在她个性中的阴险恶毒。在她看来，“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4]，魏美人就

是这样宣言下的牺牲品。在靳尚谈到南后陷害魏美人的手段是多么高明的时候，南后对魏美人割鼻失宠没有丝毫怜悯愧疚，反而为此洋洋自得，可见其心肠之歹毒。她直言：“我的好胜心很强，我也很能够嫉妒，于我的幸福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5]，这便是南后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残害别人的宣言。仅仅因为怕张仪选送美人使自己失宠于怀王，就要为留住张仪陷害屈原，完全不顾及整个楚国的利益。善良的屈原出于真心去相信她，去赞美她，去搀扶她，却反被诬告非礼，南后的心已经阴险毒辣到不能感受善良和美好了。

在南后陷害屈原已经得手后，还要将“发疯”的屈原羞辱一通，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厚颜无耻和险恶用心得以展现。“急急献媚”问屈原：“三闾大夫，你刚才向我求爱，你现在又送我花环，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我结婚？”[6]又说屈原因迷恋她而神魂离散。纵使屈原对南后有不让须眉的夸奖，但亦并无暧昧，更不粘惹男女之情。屈原虽被罢官但并不纠缠于南后利用美色的诬陷，他担心的是陷害背后的目的在于损害齐楚两国的邦交。南后见到痛苦落魄的屈原，不仅没有一丝愧疚，而仍以屈原爱她来嘲弄屈原，面目之可憎显露无疑。于此怀王彻底被激怒，屈原已经完全被排挤，南后的目的已然达到，但她仍命靳尚送毒酒企图害死屈原。如果说她之前对屈原的陷害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在诡计得逞之后继续羞辱屈原，并赐毒酒赶尽杀绝，则完完全全是出于她人性中的阴险恶毒。

二、婵娟形象分析

（一）纯真善良

南后和婵娟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绝色的，而外表之下的内心却甚是不同。在屈原身边的婵娟，只是一个做杂务的侍女，仅仅偶尔能得到屈原的寥寥几句教诲，却对屈原说的每句话都珍视不已。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7]。在屈原身边的婵娟像鸽子一样安详，她始终坚信先生是楚国的柱石，即使所有人都怀疑屈原轻薄南后的时候，她依然坚信她的先生是清白的。作者在婵娟葬礼上以《橘颂》“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8]做祭词，也是对她纯真善良的褒扬。

婵娟在孟浪的贵族登徒子企图对她无礼而不慎跌倒在亭阶上时，不计前嫌立刻就去搀扶，这一方面突出了她心地善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本性纯真。当看守她的卫士为了救她出狱用“活杀自在法”使更夫假死的时候，她以为卫士杀了人，气愤地责怪卫士太残忍。即使她命悬一线，仍不忍看到别人因她而受害。郭沫若先生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中提到原本要杀掉更夫的，但为了舞台上安婵娟的心，才用了“活杀自在法”，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看，是要将婵娟塑造成一个真诚善良的姑娘，作品的实际效果也确实达到了作者的要求，婵娟的纯真善良十分深入人心。

（二）正义之美

诚如作者所言，婵娟是道义美的象征，她虽然纯真善良，但又是坚贞纯洁不容侵犯的，当子兰自恃身份高贵企图对她无礼的时候，她坚决拒绝。即使身陷囹圄，屈服就可以活命全身的时候，她仍旧坚守屈原生死都要光明磊落的教导。随着外界环境的步步紧逼，柔弱的婵娟越来越爆发出她性格中威武不屈、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当得知先生被南后逼死时，面对南后的她不再是那只柔弱的“小麻雀”了，而是勇敢地痛骂凶煞煞冷冰冰的南后是何等的没有良心、罪孽深重。她柔性外表下的刚性彻底爆发，其中绽放的是正义的光芒，这力量来源于她心灵中的正义之美和对恶的不容。

郭沫若在《蒲剑·龙船·鲤帜》一文中曾说道:“龙船竞渡相传是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实质上便是拯救沉溺了的正义!”[9]历史剧《屈原》中的婵娟正承担着这样拯救正义的使命，饮下毒酒之际的婵娟，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而是庆幸喝下毒酒的是自己。她很高兴可以用自己微弱的生命保全深爱楚国的先生，并相信先生必能给楚国以希望。一个侍女心中盛放着对人格美的崇敬，盛放着对家国天下的大爱，盛放着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向往，更盛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