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乃科学之正途——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学术争鸣乃科学之正途——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作者：王杰来源：《红广角》 2012年第6期由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一书，在一些人看来，为一本颇具“争议”的学术著作，是耶非耶？值得一评。

有争议方显其神陈炯明是民国时期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亦是历来颇具争议的重要角色。

比如，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是否“投机革命”？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是否“逃跑”？于民国初年督粤之布政是否得当？他对广东“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何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走南洋是否另树一帜？漳州之治是否自治“示范”之举？回粤驱桂可另有隐衷？北伐失败归因何在？其联省自治主张属何等旗号？1922年“六·一六兵变”应作如何评说？孙、陈分歧归因何是？陈氏与中共、共产国际（俄共）的关系怎样？上述举凡疑问为陈炯明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争议空间。

传主的事功本身存在争议，学者见仁见智，乃至“众说纷纭”，实属正常。

中国近代是一个瞬间万变的年代，近代中国史册是一本精彩纷呈的读物：列强豆剖瓜分，政权走马频仍，军阀为患一方，民众生灵涂炭；中西思潮交汇，新旧理念兼容。

有人行尸走肉，有人振臂为雄。

衮衮精英与芸芸普罗，行色匆匆，风采种种。

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就是调适心态去适应时代的变奏。

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志士，探索与困惑同行，新知与失利相伴，成功有如昙花即逝，苦痛却是常态常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炯明，他们都是探索路上的筚路蓝缕者，对于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态、理性的情怀。

有如龚自珍所赋诗：“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

吟道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陈炯明比研究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又要复杂得多。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旗帜成为时代的正统和主流意识，加之蒋介石又渗入了个人的“动机”，从中“推波助澜”，一切核心价值评判均以孙中山的“标尺”为取向，非此即彼，以至在陈炯明的评价问题上呈现出一边倒，甚至绝对化、僵化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阐明除了反动派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确定了“基调”，因之，对陈氏的评价也基本上难以突破“铁定”的藩篱。

虽然偶有学人作过某些微观的探索，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却不足以“左右”成见。

前述之学术背景，加上对有关陈炯明的史料挖掘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了解陈炯明往往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依据），更谈不上对旁及史料的关注和有效利用，以至关于陈炯明的学术研究，缺乏“原生态”史料的支撑，很难论争起来，更难实事求是。

几十年来，基本上沿袭成说，或者避而远之，这是可以理解的。

耐争议始见其真20世纪末叶以来，陈炯明的研究可谓枯树逢春，此间应该衷心感谢几位有心人——如果说，囿于史料的阙如，20世纪90年代前对陈氏的争议泛于一说之天马行空，那么，随着《陈炯明集》（1998年版）、《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2003年版）的问世，此后的争议便是学术态度的分野，或者说是学术素养之分水，这一领地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因为对陈氏的研究经已与现实政治无关，也不涉及到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学人可取心平气和的态度，科学理性的思辨，实事求是的学风，秉笔信史，功罪千秋。

对陈炯明的评价，关键在于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

尤须指出，陈炯明不是“完人”；同样的道理，孙中山也不是神。

对孙陈关系的学术探究，理应以事实之是者是之，以事实之非者非之。

具体而言，孙陈关系的研究，尤须遵循如下原则：（一）不以孙陈的是非为是非，应视二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时代发展和人群需要；（二）于复杂纷繁的社会氛围中，理想相同或相近而所择之方式、步骤各异乃属正常现象；（三）孙陈矛盾可否视为进步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四）孙陈两者的分裂主要是政治主张上的分歧，似乎不能无限上纲到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可视为一次‘政治震慑’的‘极端’手段）。

治史不能曲学阿世，学术当避无米之炊。

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和矛盾性，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为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君不见，昔日黄兴、章炳麟等人与孙中山都曾各执己见，一度形同水火，但事后释嫌握手，又何尝不仍然是同道？孙陈关系也确实有“惊人相似”之处，直至孙中山辞世前，不断有好心人士居间调停，这说明孙陈间还是存在着和好与合作的基础。

而且孙陈两人的书信中亦均表示愿意和好，只不过是，孙氏坚持要陈氏写一纸悔过书，而陈氏则决意不从，终至神离貌亦不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要之，《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其所辑之论文可以说是对过往成说的一种“颠覆”，这种“颠覆”完全由扎实的史料基础而构建——作者均是《陈炯明集》和《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的编著者。

这里，姑且把他们的学术观点视作“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决不是异端歧说、洪水猛兽，它对于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触发学者的探索思维，引牵对孙、陈关系及其被受争议问题的学术争鸣，深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动广东地方史、中国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谨以陈炯明联省自治（联治主义）为例，著者展示的学术观点便见莫衷一是、歧异纷呈、一派百家争鸣之景象，既表现了作者对联省自治评论的整体把握，又反映了著者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既给学人丰富多彩的争议画面，又揭示了对拓展陈氏联治研究的导向。

研究联省自治运动，必须对它作一个整体的把握。

它的总体样态呈现为：1921年联治运动达到高潮时，大多数舆论都倾向于支持肯定；一俟联治运动处于四处碰壁并以失败告终后，人们开始检讨运动之得失与因由，对其认识渐趋理性，但分歧也随之增加，近年来更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人们批评陈炯明的联治主义，多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的动机、目的及其实际效果来评论，进而全盘否定联省自治。

持否定意见者有：《陈炯明叛国史》的作者认为，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为的是以粤省人治粤省人。

他以“海丰以外无天地，海丰以外无人才”为幌子，举用的大多都是海丰人，从而抨击陈氏倡导联省自治既排斥外省外府人，也容不下海丰以外的本省人。

与陈炯明同时代的吴稚晖指出：陈氏谋求联省自治和建设广东为模范省，谋的是“一隅之自治”，甚至把广东视作“惠州人之广东”，而不愿“辟广东以外之世界”。

联省自治运动的亲历者李剑农则从广义上作了客观的评价：“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

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

” 学人胡绳则一针见血指出：“陈炯明响应‘联省自治’，就是为了给自己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保住既得的地盘，当上‘广东王’寻找借口。

其他一些省的军阀附和‘联省自治’，也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打击本省另一派军阀而利用这个旗号。

” 丁旭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联省自治主张虽是人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提出的一种政治方案，但这一方案“一落到军阀手里，即成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遮羞布” 。

持肯定意见者高度赞扬了陈炯明的联治主张，称其不失为统一中国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可为今天中国的统一提供借鉴。

陈定炎、高宗鲁等论者强调指出，闽南的实践经验增强了陈炯明的底气与信心，一俟回师广东就着手试行改造广东为模范省，两年间成绩十分可观，与广东人渴望“休养生息”的愿景相吻合，因而得到社会的热烈支持。

陈炯明欲将广东建为模范省的计划，不是狭隘的“保境安民”的地方主义，而是联省自治者觅求和平统一中国的一个步骤。

陈定炎还另撰文章指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可以为今天海峡两岸的僵局找到出路。

康白石亦把历史与现实切合在一起，称誉“陈炯明‘联省自治’是二十年代的理论，或许对解决七十年代中国分裂问题上，找到一个新层次的可能答案。

”叶曙明从两分法的视角切入，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固有其时代局限，不无可议，然与‘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的宗法罪名，实风马牛不相及。

” 牛大勇主张从历史大局观念出发，呼吁重新审视陈炯明的联治方略，指出陈氏“坚持通过联省自治来消弭战争，希图进而统一中国，这一点应是公认的事实”，其所坚持的“联省自治”主张，自有其历史价值，虽然在当时形势下没有得以实行，但其价值仍有待于重新认识。

台湾学界刊文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陈炯明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他对联省自治的看法(陈也是当时地方实力派中，唯一对联省自治提出具体施行蓝图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一些见解值得重新挖掘?为什么革命的过程中，以俄为师的主张会逐渐压倒议会式民主政治，而在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浪潮中，中国的革命又到底失去了些什么?”有学人作了毁誉参半的分析，即在肯定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的同时，指出其时机不切实际或者说方法与政治生态环境相违。

吴稼祥认为，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争论”，“就当时政治现实而言，孙中山是对的，应当北伐统一中国，先将主权从军阀手里收缴到中央；就未来的政治理想而言，陈炯明是对的，中国应当实行联省自治，那应当是在军阀还权于中央之后” 。

有人认为，陈炯明理想化的联治民主制的内容及其实施方法是比较完整的，他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幻想采行和平协商、自治制宪等方法实现主权归民、军权归国，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联治民主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学人还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的理想个性、理论与实践、实施时段、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层面作专题式的探讨。

胡春惠从陈氏的理想与实行的分析切入，认为陈炯明倡言联省自治伊始，是“出于一时的贪新好大心理”和“感于联省自治的理想”，所主持制订的广东宪法草案，较湖南、浙江省宪有别，“比较的取实用主义” 。

但联省自治运动“是希望用缓和而软性的步骤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延宕了中山先生民国11、12年的北伐计划……终于使陈氏在联省自治的借口下，于民国11年6月公然背叛革命”。

丁身尊认为，陈炯明树帜联省自治，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920年8月粤军入粤驱桂始，陈氏以“粤人治粤”相号召，动员粤省民众起而反对外来军阀，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时期以1920年底陈炯明全面掌控广东军政大权为标记，陈氏提出联省自治，实际上是小军阀与大军阀争夺地盘，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目的是“和孙中山相对抗，并广泛地联系南北各实力派军阀，结成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联盟”。

赵立人认为，孙中山于1921年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企图以迎合联省自治思潮来取得各省对广东选举总统的支持，但没有实效。

孙中山就转而对妨碍其武力统一方略的联省自治论深恶痛绝了，“而陈炯明仍在其政治实践中贯彻联省自治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