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文/余英时

近偶自友人处借得海外油印本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书，据所附“校勘表”知原书亦为油印，固未尝正式出版也。此书流传情况至为不明，书成年月，遂亦无明确之记载，然稍考书中所附载之诗及案语，则知此书实作于1953及1954年之间，兹请先证明成书年代：

陈先生于《蒙自南湖作》诗中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是知书成之际上距陈先生在蒙自时已逾十六年，陈先生原执教清华大学，其南迁时间与北大同。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之《书成自记》云：“二十六年秋......学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 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则陈先生此诗必作于二十七年滞留蒙自之数月间。自二十七年下推十六年为西历1954年。又书末附诗两首之序言有云：“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癸巳为1953年，盖陈先生听读《再生缘》之时也。今按此书考证甚繁，决非短期内可成之作，陈先生双目失明，材料之搜集与爬梳，处处须有人为之助力，则所需时日必更长。书中有一处记考证之经过云：“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可见此书非仓猝可成。今姑推定此书之写作始于1953年秋，而成于1954年，虽不中当亦不甚远也。英时之所以如此龂龂于年代之考定者，固不仅出于对先生考证学之倾慕之忱而故为东施之效颦，而实亦由于成书年代之确定足以反映陈先生撰述之动机及其时代之背景，关系陈先生近数年来身陷大陆之思想状况者，至大且钜。陈先生云：“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今英时草此文亦犹先生之意也！

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故一则日：“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再则曰：“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 ”其二则为借《论再生缘》之书而感慨世变，以抒发其对当前政治之厌恨之情，此层则为本文后节所欲三致其意而暂时不能不搁置者也。兹请先申论其感怀身世一点。

陈先生自抗战初期即患目疾，而当时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双目失明。以先生之“绝世才华”及其史学造诣之深，又值最能著述之年(病目时大约才过五十)，而遽失双目，其内心之痛殆不可以言喻。此种病苦积之既久，自不能不一求倾吐，而《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遭遇颇有可以与陈先生相通者，此《论再生缘》一书之所以作也。故《序文》中有云：衰年病目，虚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拳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夫陈端生为乾隆时写弹词之才女，而陈先生则当代隋唐史之权威，前者中年殂殁(陈端生卒时约四十余)，后者寿逾从心；前者生当清代太平鼎盛之日，而后者则遭逢近世离乱之秋，二人身世之不相侔者亦已多矣!今并而论之，果有说耶?英时细绎《论再生缘》一书，知陈先生之所以深感”于端生者盖有数事焉：

其一则同为“禅机蚤悟，俗累终牵”，致所欲著逑者终不能成。此点但引陈先生原文一节即可以明之：

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壁，遗憾无穷。至若

“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

此节所以叹息于端生者，句句皆自伤之辞，文显义明，固不待详说。然其间犹有可得而深析微辨者，吾人平昔读陈先生之专著，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近年山版之《元白诗笺证稿》，颇怪其自谦太过，止于称其著述为“稿”；自今视之，则陈先毕之自谦，盖有由焉!推先生之意，殆欲于晚年融汇其毕生治隋唐史之所得，写成钜构以勒为定本。以先生之才识“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至于“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决非全壁，遗憾无穷”者则自况病目后之著述如《元白诗笺证稿》及存大陆出版之《历史研究》中所发表之数篇论文也。窃又疑“俗累终牵”之语固不仅指病目之事，而尤在暗示撰述环境之不自由，《元白诗》等稿之续成已颇为勉强。此说虽似太凿，但若与后文比观，则不得不谓之信而有征矣!

其二感于端生之“绝世才华偏薄命”，遂不能自抑其哀思。夫端生之夫队累谪戍，及遇赦归，未至家而端生已卒，此诚可谓之薄命。至若陈先牛则少时以世家子弟游学四方，归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名满天下。虽五十以后双目失明，而学术界固犹拱之若连城之璧。抑更有进者，吾国名史家而目盲者在前有左丘明，在后有钱大昕；辛楣病目已在衰暮，固似视陈先生为差幸；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遭遇较之先生固更有令人同情者在也。今以先生拟之于端生之薄命，得毋不伦之甚邪?虽然，此固先生之所以自许者，陈先生自述其读《再生缘》之别感中有云：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铯代才华之女子，竞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之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诫”一语。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团，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故国遥山八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

锺阜陡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诗成数年后，果有芦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

又于“北归端恐待来生”下自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蚤为今日谶’耶!噫!”复云：“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意‘蚤为今日谶’矣!”观乎此，则陈先生之所以吊端生之薄命者，亦正所以伤自身之飘零也。其自比于端生，犹别有一旁证焉！陈先生于解释才女戴佩荃题端生织素图次韵诗“颇耐西南渐有声”之句后，进而日：“然寅恪于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此所谓“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者，据陈先生云：“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西南渐有声’者，即指是言。”实则端生夫谪不归，深闺独怨，当其父赴云南临安府同知之任时，携之同往，借以稍减其别凤离鸾之感，此亦情理所可有者，未见其如何特别“大胆而荒谬”之处也。陈先生于此郑重言之，殆毋因处处以自身之遭遇与端生相比拟，突发现此一特殊相同之点，而不敢自信，遂作是语耶?故后文论《再生缘》中“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疑与云南气候未能相符时，复下一转语曰：“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英时按：此引号系原有，殊为奇特，然亦无以解之也。姑志之以存疑)，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临安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

其三则感于端生之生不逢辰，故前引文中已有“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之语，意谓端生以才女而生当“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时代中，无怪其遭逢坎坷，抱恨以终也。陈先生于论及《再生缘》之思想时云：“端牛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