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拓跋鲜卑的汉化

浅析拓跋鲜卑的汉化马严严（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庆阳 745000）[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北部的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汉化、最终与汉民族融合。

拓跋鲜卑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鲜卑代国,后来又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其统治者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本文主要从鲜卑统治者重用汉族士人和推行汉化教育两方面来分析其汉化的进程。

[关键词]拓跋鲜卑；汉族士人；教育；汉化拓跋鲜卑原居于嫩江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地区，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有代表性的一支。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鲜卑代国，后来又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生产方式由畜牧业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制度从部落联盟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首领过渡到“王”再到“皇帝”。

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表明拓跋鲜卑的统治者用积极的态度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其逐步由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发展。

其中，在重用汉族士人和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鲜卑族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一、拓跋鲜卑对汉族士人的重用及影响（一）鲜卑代国对汉族士人的重用及影响两汉时期，汉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匈奴西迁，后来鲜卑族占据了以前匈奴所占领的地区，鲜卑族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到鲜卑檀石槐时征服了草原各部。

公元311年，晋怀帝授予猗卢为代公的封号，公元315年，晋惠公又封猗卢为代王，鲜卑代国正式建立。

鲜卑代国的建立是拓跋鲜卑在卫操、莫含等幽州汉族士人的影响下与晋朝争取的成果。

据《魏书·莫含传》记载：“莫含为雁门繁畤（今山西浑源县）人，穆帝（猗卢）受其才器，善待之。

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常参军国大谋。

卒于左将军，关中候”[1]。

由此可知，莫含、卫操等幽并汉族士人进入鲜卑拓跋部，为鲜卑族出谋划策，得到鲜卑统治者的重用，在鲜卑代国的建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使拓跋鲜卑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卫操、莫含等汉族人士的影响下，拓跋鲜卑历史上出现了与原来的大人等系列不相同的汉名官职。

西晋末年拓跋鲜卑统治者重用的汉族士人，其封爵据《魏书·卫[2]亭侯、都亭侯、关内侯、关中侯等名号不同，从卫雄、莫含等将军号由升迁而至看，这些幽并汉族士人在鲜卑代国的爵位由将军升迁为侯，这表明鲜卑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重视。

拓跋鲜卑任命汉族士人的这些官职都与晋朝官爵相似。

据《通典·职官十三》引《晋令》记载：“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 [3]。

这与“大人以下，各自由畜牧治产，不相徭役”的鲜卑旧俗不同。

表明鲜卑的中央机构也在开始“汉化”。

据《魏书·卫操传卫雄附传》记载：“制定法律，强化王权”[4]，说明拓跋鲜卑重用的这些汉族士人，促使在中央制定法律，加强王权，促进了其中央政权组织机构的汉化。

公元338年，什翼犍回到塞北，承袭了“代王”的封号，什翼犍曾出居襄国为人质，幼年时在中原生活了10年，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颇深。

据《魏书·序记》记载：“始置百官，分掌众职”[5]。

表明什翼犍重建猗卢为代王时一度仿晋朝门阀制度而设立的王官制度，并且重新任用一些幽并士人。

据《魏书·许谦传》记载：“许谦，被擢为代王（什翼犍）郎中令，兼掌文记”[6]。

据《魏书·燕风传》记载：“代郡人燕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7]。

据《魏书·燕风传》记载：“许谦与燕风俱受献明帝经”[8]。

以上史料说明许谦，燕风等汉族士人在什翼犍重建代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开创了以后北魏诸帝系统学习汉文化的先河，有利于推进其汉化进程的发展。

（二）汉族士人对北魏汉化的影响拓跋族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

早在拓跋圭统治时期，就十分注意收罗汉族士人，凡有士大夫求见者，凡论少长，皆引入赐见；凡有才能者，咸蒙叙用，拓跋圭曾任用汉族士人许谦，张衮，崔宏等制定典章制度，据《魏书·张衮传》记载：“许谦为右司马，张衮为左长史，参赞初基”[9]。

395年，拓跋圭大破燕军，于俘虏中耀拔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政事，据《魏书·太祖纪》记载：“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宪章故实”[10]。

在这些汉族士人的促使下，北魏政权的典章制度初步汉化。

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11]。

这些汉族士人按照汉族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模式对北魏政权典章制度的初步创建，于是拓跋圭于公元396年称帝，由鲜卑族以前的王变成了像中原皇帝一样的封建皇帝，这是鲜卑族汉化的一种标志。

拓跋圭之孙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过兼并战争，将各个割据政权中由才识的汉族士人搜罗任用。

426年，魏军攻克夏都统万，拓跋焘便将在赫昌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毛修之、赵逸、胡方回、张渊等人请入北魏任职。

另一方面，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据《魏书·世祖纪上》记载：“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12]。

这些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促使拓跋焘吸收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在他们的帮助下，北魏统治者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制。

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

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

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了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拓跋焘在整顿吏治的同时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促进了大量汉族士人对其政权的支持。

北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推动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为北魏对广大汉族地区统治的巩固和北方人民对北魏政权心理认同感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北魏长期统治中国北方及至后世的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拓跋鲜卑在教育方面的汉化为了加速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北魏统治者在重视与汉族土人合作的同时还注重发展教育。

从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等方面实行了汉化。

（一）教育政策北魏诸帝对教育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出生游牧民族的北魏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艰难进程中，逐步建立了以“兴文”为治国轴心的总方针，努力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使拓跋政权逐步革除民族部落陋习，不断朝着汉化方向发展。

借教育来推行汉化，是北魏统治集团奉行的重要治国之策。

首先，确立“儒学”为教育核心。

就北魏一朝的文教政策而论，首推“尊崇儒术”将儒学至于主导地位。

据《魏书·儒林传》记载：“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

……道武帝曾请教名流李先：‘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答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13］。

因此，道武帝颁制天下,集天下书籍。

可知北魏初期道武帝对经学儒术的重视,从而推知道武帝对教育方面汉化的重视程度。

北魏孝文帝时对拓跋鲜卑全面实行汉化,将礼教作为治国之本。

据《魏书·广陵王羽传》记载：“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忧然，……欲开导北人，致之礼教。

……若永恒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14]。

这就清楚指出拓跋政权要在中原长治久安，就必须致之儒家礼教，学习汉族文化。

其次，重视贵族子弟教育。

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是其文教政策的又一特点。

道武帝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

天兴2年（397），增国子太学生员达三千余人。

太武帝时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元444年，太武帝颁布诏令，据《魏书·世祖纪下》记载：“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公技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生死，主人门诛”[15]。

从此诏令中可以看出其规定由朝庭统一管理学校。

官学教育主要对象是贵族子弟，因为汉化关键在贵族子弟，政权延续关键也在他们，故而朝庭开办官学—国子学、太学都面向贵族子弟。

在这一基础上，太和9年（485）主持朝政的冯太后又下令建立皇宗学馆，为皇子王孙专门开办了皇宗学。

可见，北魏官学教育政策是其汉化国策体现，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北魏统治阶层整体汉文化素养的提高，进而加速北魏的汉化进程。

北魏统治者严厉惩戒阻挠汉化政策推行之人，也是北魏对教育汉化的又一政策，对于阻挠汉化之人，杀一儆百。

孝文帝就将反对推行汉化的太子恂处死，据《魏书·废太子恂传》记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16]，把不杀太子恂看作是要引起国家大祸的事。

由此可见其汉化的决心。

大臣李冲因对语言改革态度不明确，不愿改鲜卑语为汉语，孝文帝就认为李冲对不起国家。

据《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17]。

（二）教育体制：官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代官学有中央所属的太学，有专科性质的鸿都门学，有宫廷学校性质的四姓小学，地方官学有郡国学和县以下的学校。

北魏统治者在教育体制上也模仿汉朝推行官学，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儒生，逐步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完备的官学体制。

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北魏太祖道武帝初定中原，即以经术为先，下令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生千余人。

天兴二年（339年），又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18]，太宗明元帝即位后，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至世祖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又别立太学于城东，令各州郡各举才学。

冯太后下令建立皇宗学馆，选忠信博士为师傅。

孝文帝太和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

迁都洛阳后，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

宣帝时，又下令整修国学，上面史料证实了北魏为维护其统治，促使地主阶级各阶层儒学素养水平的提高，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陆续创办了太学、国子学、中书学、皇宗学和四门小学。

这些中央官学都以儒经为宗旨，这是鲜卑族教育体制封建化的体现。

北魏重视中央官学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地方学校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魏书·李 传》记载：“相州刺史李 上书献文帝：‘……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阶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