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范文-关于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探析
从官商关系角度解读民族资本主义兴衰
从官商关系角度解读民族资本主义兴衰[关键词]演民族资本主义,官商关系,历史解释首先,追本溯源,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对官府控制的斗争和纠葛中产生的。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洋务运动期间,其原因是列强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必要条件,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为兴办近代工厂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商人的逐利思想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的精神动力。
通常教师会用洋务运动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进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说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官僚资本的推动下产生的。
但细想之后,不禁会问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不首先独立办厂、谋求生存呢?是缺乏资本和热情吗?如果说政府的示范作用起了效果,是不是此前政府有禁止办厂的规定而让商人、官僚对办厂赚钱望而却步呢?其实,所谓政府禁止民间办工业的禁令是不存在的,而且西方机器的吸引和民众的热情早已十分高涨,如当时早期的民族资本家中有很多是买办出生,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等,尤其是唐廷枢担任十年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亲身经历了西方机器工业的巨大效益,而且他也积聚了一定的资本,但最后他还是没有选择独立经商而是投身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其实这也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们的无奈选择。
同时,官商合办的企业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李鸿章在1865年谈到:“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②可见即便是新派人物李鸿章早就设想到此后民间办厂一旦放开,官方将“无从为之”,与其让这样的结果出现,不如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企业,既能利用民间资本为自己谋取私利,又可对“富商大贾”有所控制,岂不更好?所以,在这样思想下兴办的官商合办企业往往以官为主,造成经营失策、亏本严重,即使一些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也只能依靠官府背景可以减免厘金,另一方面垄断漕运,排斥其他竞争对手才能有所获利。
民族企业案例分析报告范文
民族企业案例分析报告范文1.引言1.1 概述概述:在当今商业环境中,民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民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扶持地方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推动当地产业升级的重要角色。
本报告旨在通过两个具体案例分析,深入探讨民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读者提供对民族企业发展的深入了解和思考。
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将探讨民族企业在不同行业中的经营策略和发展模式,以及他们在全球化竞争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最终,将结合实际案例,总结民族企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展望。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应包括整篇文章的框架和内容安排,主要是引导读者了解文章将要讨论的问题和结构安排。
以下是可能的内容:文章结构部分:本文将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将概述本文的主题和目的,介绍所选民族企业案例,并阐述本文的整体结构。
正文部分将分析民族企业背景,以及具体的案例分析内容,通过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民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其成功的经营经验。
结论部分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展望未来民族企业的发展方向,并提出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本文将全面、深入地分析民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民族企业案例分析报告。
1.3 目的目的部分的内容可以包括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进行说明。
例如,可以表达对民族企业案例分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本文旨在通过对民族企业案例的分析,探讨民族企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同时也可以说明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和管理建议,促进民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正文2.1 民族企业背景民族企业是指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由当地的民族资本家或家族拥有并控制的企业。
这些民族企业通常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责任感,与当地社区密切相关。
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背景,民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官商矛盾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趋向
158《商场现代化》2009年3月(中旬刊)总第569期官督商办企业是晚清洋务派在政府督察下利用私人资本创办的新式民用企业。
它的出现,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官督商办企业究竟发展为何种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民族资本主义?本文从官商矛盾的角度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
一、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属性官督商办企业是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为“剿发捻、勤远略”,拯救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局,先是以“自强”为中心创办军事工业,继而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旨在“求富”的民用企业。
洋务派为何创办民用企业?当时,各类军事工业所需煤炭、钢铁及其他金属材料大都从国外购用,既耗费财资,又令中国矿藏“箐华閟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为克服这一漏卮,最有效之法便是开创民用企业、发掘本国资源;同时,洋务派亦意识到“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图本乃可益固”,没有经济实力不可能达到“求强”本意,从而提出“欲自强,必先欲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寓强于富”口号,决定围绕军事工业兴办民用企业。
再者,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生产效率又给洋务派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成为举办民用企业的另一动机。
李鸿章在奏请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曾明确表示:“商船能往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
微官创设招商局初意本是如此”。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洋务派便着手组建民用企业,但在创办初期困难重重,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从何处筹措?清政府财力拮据,不可能拨出巨款直接投资,更不愿经风险负担亏损,这便决定了民用企业不可能再像军事企业那样一律采用官办形式,所以洋务派所创二十余个民用企业中只有少数几个采用官办形式,个别的(如湖北织布局)一度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其余的(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等)都采取了官督商办方式。
此外,官督商办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办起来,还具备另一客观条件:由于自然经济在中国逐步解体,一些商人手中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并有意投资新式企业,而洋务派官督商办的主张正好迎合了他们的求富心理,所以他们纷纷解囊出资认股支持官督商办企业,为这种新式企业的创建提供了物质保障。
中国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关系研究
中国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关系研究中国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
近代中国政府在与商人的关系中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困惑,既有利用商人推动现代化的努力,也有政府干预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探讨近代中国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演变及其影响。
一、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合作近代中国政府通过与商人的合作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自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商业观念,与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
商人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促进工业化和近代化进程。
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和市场保护,鼓励商人积极投资。
这种合作关系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基建项目的落地,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代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从单一的农业赋税转向了多元化的财政收入体系,减轻了商人的负担。
此外,政府还致力于兴修大型基础设施,如铁路、港口和电力网等,为商人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进一步提升了商业活动的效率。
二、政府干预与商人利益冲突然而,政府干预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利益冲突。
近代中国政府常常干预商业活动,以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
政府通过行业垄断和特许经营等手段,控制市场和资源分配,限制了商人的自由发展。
同时,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措施往往存在不合理和不透明的问题,导致商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此外,政府对商人的干预也容易引发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问题。
政府官员通过与商人勾结,进行权钱交易,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
商人需要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才能获得资源和机会,这种非正常的关系破坏了商业环境的公平和透明。
三、商人与政府合作的新模式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商人与政府合作的模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近年来,政府开始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放开对商业活动的直接干预,为商人提供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政府通过改革,建立了完善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为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同时,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合作也更加注重互利共赢。
中国近代商人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研究
中国近代商人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研究作者:欧阳裕德来源:《探求》 2018年第4期[摘要]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中,商品经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由此,昔日传统社会中地位卑微的商人群体逐渐崛起,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着眼于中国近代(1840-1919)商人群体,根据他们依附的对象进行分类,并结合当时的国家政策、文献资料,考察这个群体与国家关系的变迁,深入分析其中的政商关系及成因,并以史为鉴,探讨了上述分析对当下政商关系的启示。
[关键词] 近代中国;官商;买办;民族资本家;政商关系当今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全面、深刻的优化调整阶段。
其中,商人与国家的关系也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对于商人与国家来说,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才是稳定、健康的?从积极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离不开中国商人做出的贡献。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带来了官商勾结、行贿索贿、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
早在近代商人群体崛起时期,上述问题同样存在。
“官商”是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不同的时期可以划分为互动、联姻、内卷等多种形式。
傅筑夫认为:“封建社会的官商主要是一种贩运性商业,因而其不但起不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的作用,而且适得其反地在起着消极阻滞作用。
”[1]布罗代尔认为:“官僚是中国社会中唯一的几乎不可打破的高级阶层……一名官员视贿赂为天经地义,借以致富而毫无歉疚。
”[2]王亚南认为,“在分离的封建局面下,商业资本的活动是要遭受严厉限制的,而在集权的封建局面下,集权政治在交通、货币、税制统一上的诸般努力,都大有助于商业的发展。
”[3]马敏指出:“中国商人与官僚两大群体的互动,及传统绅仕向绅商群体的转化过程,指出了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通过绅商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对封建统治势力的严重粘连性和依附性,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和阶级结构的致命弱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无法最终成功的重要根源。
最新-深究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精品
深究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关键词近代民族企业;官商关系;启新洋灰公司摘要当前,官商关系是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与不发展也与官有很大的关系,对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作探析,会有利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的企业发展。
一、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它不只在旧中国的水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启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业企业,历史悠久,它的发展变化大体能反映民族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启新洋灰公司在发展史上与官的关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方式存在。
第一,官在启新洋灰公司的企业融资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
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在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靠官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靠官的势力完成了自己的资金的原始积累。
第二,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
论文百事通主要有一是设厂的专利权。
启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势力在建厂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隶境内如再查有此项相同之土质,应仍归职公司推广添设,以杜外人凯窥,而免另立公司,致启争端,坐亏血本,经过农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请,后来又获得了东北各省及扬子江流域有优先设立分厂特权;二是销售市场的特权。
启新洋灰公司获得了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免利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推广到全国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三是减免赋税的特权。
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势力获得了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四是运输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脏的货物,按市场运输价理应略高,最起码与其他货物的运价持平,启新洋灰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的运输合同却规定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与京张、陇海等铁路管理局订有互惠的合同水泥运价一般也按六、七折收费;五是原料的优先采购权。
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
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在清末主流企业创办形式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向商办的转变的背景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却由当初的商办流变成绅领商办,其深层原因在于,在官本位社会,民间资本与政府的关系具有矛盾的双面: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希望民间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又惧怕民间资本的扩张;而民间资本一方面排斥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依赖于官资源的支持。
本文通过考证清末企业组织形式中的官商关系以及大生的组织变化,旨在说明,健康的官商关系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形成这一共识对当前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业创办形式官商关系大生纱厂民营经济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是一个特殊实业家:他是近代几个”状元实业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身处官商之间的人物之一。
1897年,张謇本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素志”,辞官回家办实业,却并没有完全脱离政界。
张謇几番辞官又复任,尽管每次都有复杂的原因,但有理由认为他热衷于这种角色,他在经商创业中有意利用了“官”资源。
本文通过对张謇创业及其背景的历史追溯,探索一个现实问题: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强势政府对民间创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官商关系才是民营经济成长所必需的。
清末企业创办组织形式的演变一般认为,以1895年为界,民间资本的生存环境与组织形式在1895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895年之前即便在采矿纺织等商人颇感兴趣逐利其中的行业,主要是官办企业或官控企业,而在1895年后至1911年间,国人投资开设的资本在1万银元以上的厂矿约500个,其中官办的有45个,官督商办的3个,官商合办的31个,其余400个都是商办。
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成为民间资本创业的主流形式。
首先,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当时习俗使然。
一方面,晚清政府对于民间独资办厂是禁止的;另一方面,当时的热门投资比如开矿经常被认为破坏风水。
这客观上导致了民间资本成长对政府的信赖性。
近代官商合办公司的治理问题探析
( ) 一 国家股 东与普通 商人股 东的博 弈 尽管 法律规 定公 司治理 的基 础是股 权 , 在 但
国家 与商人 的博 弈 中 , 行政权 仍 旧发挥 了决定性 作用 。这 一点 , 在晚清 时期 表现得 尤为 明显 。以
成 为 主流 的一 种 公 司形 式 。
【 关键词 ] 官商合办公司 ; 公司治理 ; 博弈
[ 中图分类号] 2 6 K5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0— 12 2 0 )5— 0 2— 5 10 5 0 f09 o 0 7 0
官商合办 公 司是 近代 中国重 要 的一 种公 司 形式 , 学术 界 对 这 种 公 司 的 探 讨 也 比较 多 。但
2 0 第 5期 09年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u a o iga N r a U ie i ( hl oh n oi c ne) or l f nhi om l nvr t Pi sp yadSca Si cs n Q sy o l e
N 5, 0 9 O. 2 0
创办 官商合 办 公司 的是 马建忠 … , 没 有 引起 但
政府 重视 。直 到 1 8 8 8年 , 出现 了最 早 的 官 商 才 合 办 公 司—— 华 新 纺 织 新 局 o2 1 后 , 的 官 L  ̄此 新 商合 办企业 不 断产生 。尤 其在 甲午 战后 , 清政府
拥 有行 政权 的国家股 东 、 以及盗 用 了行 政权 的官 僚股 东 , 借 自身 特 殊地 位 取 得 了公 司控 制权 , 凭
而普 通商 人股 东 却很 难 凭 借股 权 取得 公 司控 制
权。
财力 支 绌 , 又需 要 支付 大 量 战争 赔 款 , 但 因而对 于近 代工 商业 的投 资更 为 迫切 。官 商 合 办 公 司
论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商关系--以《胡雪岩全传》为透视点
论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商关系--以《胡雪岩全传》为透视点杨华山
【期刊名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4(030)001
【摘要】高阳著名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了晚清官、商、洋之间的复杂关系.出身低微的胡雪岩由于后来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更由于"中兴"名臣左宗棠的鼎力扶持,从而成为既富且贵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正是晚清步入近代之初商必依赖于官的真实写照.但从当时整个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难容于封建专制的帝国政治,整体上官商之间对立的传统关系并无根本的调适,胡雪岩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因得不到清政府的切实支持而破产,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总页数】6页(P93-98)
【作者】杨华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2
【相关文献】
1.高阳《胡雪岩全传》的创作手法分析 [J], 张秋蘋
2.从胡雪岩到柯帕乌、温赖特钱商家族--《胡雪岩全传》与世界文学名著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 [J], 林青
3.论高阳《胡雪岩全传》的传奇叙事与历史反思 [J], 涂秀虹
4.从《胡雪岩全传》看中国近代早期的官商关系 [J], 杨华山
5.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专题讨论)——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J], 张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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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探析——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
近代 民族工业 的发生 发展 上也 具 有很 大 的代 表性 ”而 ,
且 ,启新公 司是大型 的 民族 工 业 企业 , 史 悠久 , 的 “ 历 它 发展变化大 体能 反映 民族 工业 的发展 演变 过 程” 启 新 ,
洋灰公 司在发 展史上 与官 的关 系大 体 上有 以下 几 种方
式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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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启 新 洋 灰公 司 的企 业 融 资 上提 供 了大 官在 量原始 资本 : 周学熙 在创 办启新 洋灰 公 司之初 , 以极 少 的代价收买 了唐 山 细 绵土 厂 的全部 资 产 , 际上 这 是 实
处 , 完纳正税一 道 , 只令 值百 抽 五 , 沿途 关 卡验 明放 行 , 免 于重 征 , 得 推 广 销路 ,; 俾 ” 四是 运输 的 特权 : 新洋 启 灰公 司的产品 水 泥是 非 常 笨 重 又脏 的货 物 , 市 场运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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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1卷
第 6期
Jun l f u nnFnne& E oo  ̄Unvri ora o n a iac Y cn mi i sy e t
V 1 1N . o. , o 6 2
近代 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 系探析
以启 新 洋灰 公 司为例
孙 玉 杰
(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关键词 : 近代民族企 业; 官商关系 ; 启新洋灰公司 摘 要 : 当前, 官商关 系是影响我国企 业发展 的根本原因, 近代 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与不发展也与官有很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内容提要: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独具特色的分配方式。
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
本文全面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点、产生原因、普遍存在和长期延续的状况。
重点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其本身利弊共生,但却适应当时的社会。
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事物,给后人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供了极好的途径。
关键词:官利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式近代中国,是一个中西相撞、变动剧烈而又新旧杂陈的时代。
其中,经济领域中的变动尤为明显。
1872年,当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营运时,它同时也标志着一种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合众力以成”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近代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开始出现。
此后,这种从“泰西”引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逐渐得到了推广。
但引人注目的是,象许多别的向西方学习和从西方引进的事物一样,它在中国出现时,同样也打上了中国式的“印痕”,出现了与西方股份制企业不同的“变革”。
在利益分配方面实行的“官利”制度,就是这种“变革”的典型一例。
关于“官利”,以往在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和民族资本企业进行的研究论着中,时有涉及,但关注点大多集中于该制度对企业负担的增加和对民族资本积累的影响。
也有专文对晚清时期的官利制度,官利制度与中国公司筹资等问题进行过探讨。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制度的特点、产生的原因、延续七十多年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重点分析中国社会中导致其产生、普遍存在和延续,也就是导致其产生“变革”的种种因素。
希望这种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产生这种制度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
1. 近代中国普遍存在“官利”制一般来说,股份公司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兴办企业时,购买企业股票的股东和企业之间形成的关系,是风险共同承担、利益共同分享的关系。
早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官商关系
管理史鉴116朱荫贵 | 文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作为社会个体的企业如果不违反社会认可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在市场体制包容的边界之内尽力发展自己,这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被视为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发展,是社会中蕴藏的商机,是市场的变动。
除非是国有企业,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干预企业,特别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直接决定企业的人事任免。
可是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新式大机器企业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时期,社会上各项与大机器企业配套的制度和法律尚未建立,整个社会仍然在沿袭此前农业社会的秩序运行之际,企业的发展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企业自身的事情了。
尤其是像招商局这种本身就是在政府关注扶持下诞生的企业,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又得到过政府资金的扶持和漕粮运输的特权,尽管招商局是股份制,是集合民间资金设立的企业,政府在其中并没有投资,可是这时选择什么人做企业的经营者,首当其冲的决定要素仍然是政府的喜好和抉择,这受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
可是这种政府对企业经管者的选择和决定,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和企业的发展目标以及经管水平。
早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官商关系117清华管理评论 Tsinghua Business Review 2015年 第7-8期早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官商关系唐廷枢和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唐廷枢和徐润相继在1884和1885年被迫离开招商局。
离开的原因表面上是他们挪用招商局资金的事实暴露,而资金的挪用又对招商局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深究下去,根本的原因在于唐廷枢和徐润本质上是商人,他们所强调的经营管理招商局的方针与晚清政府对企业的经管方针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1873年唐廷枢和徐润进入招商局分别担任总办会办时,唐徐二人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方针就十分鲜明,徐润曾在自叙中明确表示,力图“纯用西法经营”,积极扩大规模。
唐廷枢、徐润是当时中国最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也是力图按商办原则经营招商局的人。
企业如何处理官商关系(收藏)
企业如何处理官商关系本文并不想批判什么,只想给正规企业在处理官商关系的问题上提供一点建议与警示。
官与商的现实问题官商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关系,这是现实。
商离了官,生意做不好;官离了商,做不出政绩。
我们的政府是对商持开放态度了,各地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重点工作可见一斑。
因此不能绝对把官商关系一棍子打死。
正确的官商关系,不仅有助于帮助企业经济发展,更有助于政务推行,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官商关系已经被一棍子打死也是现实。
官与商吃个饭都被上纲上线,人民的干部就如此得不到信任?甚至连见个面都要冒着被误会为勾兑的风险,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笔者作为代理律师代理某公司一起刑事控告案件,公司的员工涉嫌与他人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具体案情涉嫌商业秘密不作公开。
笔者代表公司前往某公安局控告,公安局依法受理了本案。
根据初查后进入了立案侦查阶段,对此,我们非常满意,但立案后几月却迟迟没有任何信息,作为受害人(我的委托人)心里非常急迫。
根据法律规定,案件进展应当告知受害人,我们每次询问案件进度,只能找他们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仅仅知道一个案件概况,我们要求接触承办人以了解办案进度详情后,遭到拒绝,理由为直接接触承办人会有廉政风险。
作为律师笔者完全理解公安的想法,但是受害人不理解,他是一家大企业,更是一家正经企业,在本案中更是一个受害人,找承办人只是了解一下案件办理进度,有一些细节案情,可能受害人能对案件办理有所帮助,且多月没有任何信息反馈,到底案件如何心里没有底,发慌。
现在这样的答复如同要找承办人去行贿一般,企业非常不舒服。
随着时间拖长受害人心态越来越不好,实在没办法,要求代理律师去托关系,被笔者拒绝,随之受害人便对律师、对办案单位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反感情绪。
此事充分说明官与商关系紧张,往往误会就是这么来的,行受贿也是这么来的,企业很多时候需求很简单,依法、公正、透明,简简单单。
企业正确处理官商关系的方法1.认清底线,尊重底线商人应理清自己经商的底线,也要清楚接触的官员的从政底线。
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
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在清末主流企业创办形式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向商办的转变的背景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却由当初的商办流变成绅领商办,其深层原因在于,在官本位社会,民间资本与政府的关系具有矛盾的双面: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希望民间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又惧怕民间资本的扩张;而民间资本一方面排斥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依赖于官资源的支持。
本文通过考证清末企业组织形式中的官商关系以及大生的组织变化,旨在说明,健康的官商关系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形成这一共识对当前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业创办形式官商关系大生纱厂民营经济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是一个特殊实业家:他是近代几个”状元实业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身处官商之间的人物之一。
1897年,张謇本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素志”,辞官回家办实业,却并没有完全脱离政界。
张謇几番辞官又复任,尽管每次都有复杂的原因,但有理由认为他热衷于这种角色,他在经商创业中有意利用了“官”资源。
本文通过对张謇创业及其背景的历史追溯,探索一个现实问题: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强势政府对民间创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官商关系才是民营经济成长所必需的。
清末企业创办组织形式的演变一般认为,以1895年为界,民间资本的生存环境与组织形式在1895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895年之前即便在采矿纺织等商人颇感兴趣逐利其中的行业,主要是官办企业或官控企业,而在1895年后至1911年间,国人投资开设的资本在1万银元以上的厂矿约500个,其中官办的有45个,官督商办的3个,官商合办的31个,其余400个都是商办。
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成为民间资本创业的主流形式。
首先,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当时习俗使然。
一方面,晚清政府对于民间独资办厂是禁止的;另一方面,当时的热门投资比如开矿经常被认为破坏风水。
这客观上导致了民间资本成长对政府的信赖性。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企业中的官商关系资本主义发生时期出现的洋务派官督商办形式的,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在《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一文中①,从官督商办企业发展前途的角度,作了一点初步的。
显然,这个分析,不能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全面论证。
本文打算从另一个方面作一点补充。
如果说,前文的结论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有发展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两个前途;那么,本文的结论是:插手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任务。
一论“官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除了个别的为官办以外,基本上采取了商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形式,而官督商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官督商办是洋务派官僚集团插手新式企业的主要形――――――――――—―①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式。
所谓官督商办,根据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一一轮船招商局时所作的说明。
乃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自立条议”①,亦即他后来所说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②。
既然“商为承办”,不用说,企业的资本必须由商筹集;而“官为维持”,则必须在企业的经营上由官给予一定的好处。
商出资本,因而“自立条议”;官有权势,因而“总其大纲”。
拆穿了,一个要利用对方的资金,一个要利用对方的权势。
那么,官通过一些什么途径而能“总其大纲”,亦即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呢?第一是垫借官款。
企业由官款筹办到垫借官款,这是由完全官办到官督商办在资本筹集方面的一个过渡。
因此,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规定“商为承办”,但是在开办的时候,很多仍由官方垫借全部或一部分的开办费用。
轮船招商局最初就从官方领借练饷20万串o,作为“设局商本”,其后又屡借官款至190余万两④;上海电报局的开办,经费亦先于北洋军饷内筹垫,然后“仿照轮船局章程,招集商股,分年摊还”⑤。
漠河金矿开办之初。
虽然打算全招商股,但实际上商股招徕不足l/6,其余也靠官方垫借或代借。
⑥有些企业,虽然由商款开办,但在经营过程中,不断需要官款接济。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的官商关系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的官商关系作者:彭姨逍来源:《智富时代》2015年第04期【摘要】官商关系贯穿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它关系并制约着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与不发展。
本文立足于启新洋灰公司创办和发展时期,对其的各个发展阶段所体现的官商关系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对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官商关系的探析,为当今政府和企业二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启新洋灰公司;官商关系;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从古自今,“官商关系”无一不贯穿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中,并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对于近代民族私人资本企业官商关系的研究,能进一步清晰官商关系对近代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其所占的重要地位。
一、启新洋灰公司创办早期的官商关系启新洋灰公司创办早期主要处于清末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官商关系主要体现一种“官为扶持,商为经营”的关系。
这种官商关系具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官与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企业借助于官力的扶持。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所实行的奖励工商等政策法规,使得由官方为主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向民间资本为主的民族资本企业转变,形成了官商之间新的互动关系第二,企业的代表人一般是由官商一体化人物代表或与官僚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启新洋灰公司的代表人周学熙,其父乃周馥——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与袁世凯同出李鸿章门下,后周学熙投奔袁世凯并被委以重任。
他们之间这种紧密的关系,为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提供了便利,反之周学熙所创办的企业也为这些官僚提供了利益。
二、启新洋灰公司曲折发展时期的官商关系这段时期的官商关系十分的复杂,既有二者的相互依存,也有着二者的矛盾冲突。
(一)启新洋灰公司与官僚权势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官僚权势通过启新洋灰公司获得利益。
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启新洋灰公司的“附加官股”,为官僚谋得利益。
第二,启新洋灰公司通过推荐总理、董事等职以及聘请顾问来拉拢官僚权贵,使得官僚权贵享受更多的利益。
民族资产阶级历史转折期的官商关系回顾
民族资产阶级历史转折期的官商关系回顾内容摘要:战后广州市商会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动态。
商会无法把握官商关系中的主动权,反而加深了对统治当局的依附性,基本丧失了其独立品格。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商会既维护国民党统治又维护自身利益与国民党作抗争的双重性分析,得出这种现象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从而再次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
关键词:战后广州市商会官商关系战后的广州市商会于1946年8月重组成立,从其成立到广州解放的短短三年间,在当地经济社会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而对于广州市商会和国民政府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国民党统治覆灭前夕,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动态。
市商会既支持又反对国民党的双重性表现抗战结束后,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整体有所削弱,再加上历来广州市商会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因此战后重组的广州市商会加深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它必须依靠政府来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必须通过政府强制性行为使商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广州市商人社会团体。
而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地位日趋重要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市商会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控制商人资本家以及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广州市商会虽未大张旗鼓的表示赞成国民党发动内战,但是却把内战爆发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
市商会则寄建国强国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内战爆发后不久,市商会即联合广东各工商团体通电暨全国拥护政府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毋为奸人煽惑”,以此帮助国民政府稳定时局。
内战中,市商会协助政府多次募集战争款项和物质,参与各种劳军大会、慰问军属等等。
在战后,广州工商业举步维艰的情形下,虽然有时市商会不堪经济负担而对政府的筹款有所抗拒,但多数情况下仍竭力支持,表明了在面临可能伤害其根本利益的“共产”时,商人甚至可以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协同国民党对付所谓的共同敌人。
1949年初,在国民党败局已趋于明朗化的情况下,市商会仍然寄和平希望于国民党,他们通电支持蒋介石的所谓元旦和平文告,同时也致电延安。
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
Ab t a t Du n h c n mi r n i o e o , h o e n n o e i c n mi ci i e a e o o u fs ca ce c sr c : r gt e e o o c t st n p r d t e g v r me t r l n e o o c a t t sh sb c me af c s o o i l in e i a i i S vi s
态度 , 并且 , 本文还要 证实西部 民族地 区经济制度 的不完善与 中央提倡 的 自由化政策呈正相关 , 而与地 方官员利益行为 呈负
相 关。
完
关键词 :民营企业 ; 政府官员 ; 关系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中图分类号 :03 F6 . 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0558( 1) — 130 10— 61 02 204~9 2 0
i d c ts t a h ea in ew e h r a e e tr r e n We tr t n c a e s a d g v r me to ca s o a ge t e tn , n ia e h tt e r lt s b t e n t e p v t n e i s i se n e h i r a n o e o i p s n n f il,t r a xe t i s e t e f n t n n .B tt e d g e f t e i o tn e i d f rn o e c t e e a s f t e d f rn c a in n e m o b u ci i g u e e o h mp r c s i e e tf m a h oh r b c u e o h i e e t o c s s a d o h r a r o
论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及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一)
论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及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一)论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及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一)摘要]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和买办商人出现,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我国近代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逐步成熟,一批杰出的民族企业家随之涌现。
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以及勇于献身的敬业精神等,反映了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对今人仍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近代民族企业家社会条件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中国,在同外国势力的激烈竞争中,民族工商业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批杰出的民族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勇于献身的敬业精神奋力支撑企业的生存发展。
他们以强国惠民的精神在逆境中奋起,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他们始终以弱敌强,不断创新,谋求发展;他们善于经营、勤劳节俭、巧妙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共同融入企业管理,使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
一、近代民族企业家阶层产生的社会条件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企业家产生前夕的社会条件做一简要分析。
1.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在有些地区和行业中有着突出和充分的表现。
如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手工丝织业,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铁器业,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上海的沙船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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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月X日精品范文-关于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探析
关于近代民族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评的那样“拨转中国近代新式机器缫丝生产机捩的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当地官府的保护、支持。
但是,比陈氏开办早的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地方当局却没有哪个敢去为难。
他们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官办企业,李、左、崇诸人权重势大,像南海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纵然看不惯,也只能腹诽,岂能造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其实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官督现象,企业开始发展时,也是官办、官督商办等,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命运却与他们的企业发展命运截然不同。
“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记其乃在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
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决定着文化,但是,文化反过来又深深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式,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的文化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司科学经营思想的底蕴,而且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许多非现代性因素足以阻碍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缚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它有三个“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一是延续性——指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是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国企业的产生、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完全由民间自发创业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导致产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现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就相应的缺乏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
三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官势力在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在近代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国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国外有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企业只有靠官势力企业才能开办,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对官势力的无休止的报效、捐税、勒索等又限制了企业本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使近代企业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伤害,也最终断送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命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官势力几乎在企业发展中还无处不在,官商企业还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个企业的倒闭背后几乎都有官势力的背影,官督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对近代工商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起坏作用,更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也是错误的,这种指责是脱离了现实的时代条件来考虑问题”,问题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坏事呢?正如xx说“官僚监护制度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企业发展中官势力现在的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改变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发展的我们的企业,也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