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作者：时间：2008-09-22 来源：

● 张显扬

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

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

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可是，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抖擞精神，写出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篇雄文，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这样的斗争态势，只有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对毛泽东的“人手论”的抗争可与媲美。

胡乔木从送审稿中看到了若水先生的反击，恼羞成怒，亲自揭去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许诺过的“欢迎讨论”的虚伪面纱，下令不准发表若水先生的文章。后来，胡乔木得知若水先生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以后，认为这是“严重政治事件”，不惜动用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追查，甚至要把若水先生与所谓“地下组织”联系起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很难想象，在一个多少讲点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出现这样荒唐和残酷的文字狱。

二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若水先生去世了，胡乔木先生也早已作古。重提这桩公案，主要不是要褒贬什么人，而是要明辨是非，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我向来认为，胡乔木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制度所固有的机制使然。作为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十分自觉地扮演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卫道士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不顾一切地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这个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闪失。至于他这样做，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

由于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使命，胡乔木在上峰面前赢得了忠诚的美名，再加上所谓理论权威的外观，每每使得最高方面附和并支持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判断，他便俨然成了中央在理论方面的代言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比较谨慎，毛泽东死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蹿升，他的卫道士的角色感越来越强烈。他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分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使他如此大动干戈，滥施挞伐，从而酿成一起震惊中外的公案。

胡乔木在给若水先生罗织罪名的时候，冲口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叫做“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了胡乔木发动这场斗争的秘密。原来，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

义是不能相容的，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异化只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既然问题如此严重，他当然不能丝毫宽容。

事有凑巧，若水先生在揭露胡乔木的蛮横行径时，不经意间也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句话同样言简意赅，道破了胡乔木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手中没有真理，又要战胜对手，只能滥用权力，以势压人。

三

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呢？道理在于，胡乔木所理解和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在他们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等于斗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于阶级斗争，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既没有“人”这样的族类概念，也没有“个人”这样的个体概念。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两个概念上面，离开了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人道主义可言。胡乔木看到有人说“人”，就指责为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不能说人，只能说社会，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是具体的。殊不知离开了人，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社会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又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呢?这样明白的道理，号称理论权威的胡乔木竟然不能理解！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处听到人们说“以人为本”，并且还堂堂正正地把它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宣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知道他又该怎样痛心疾首！

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当然不是始于胡乔木，也不是始于毛泽东。第二国际的时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宁主义就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排挤出去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界定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从纯学理的观点看，列宁的定义，充其量只是粗略地概括了“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而完全没有涉及“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价值体系”，然后才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其具体内容，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或者，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构起来的，至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