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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和《汉书》对儒家经典的引用看西汉儒学的发展

从《史记》和《汉书》对儒家经典的引用看西汉儒学的发展

汉代之儒学实与孔孟之儒学大为不同，秦时的文化政策及后来的秦火之祸，使得汉代之儒学夹杂了大量的阴阳五行和卜筮之术。作为记载西汉史实和帝王将相言行事迹的史书，《史记》和《汉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如“对策”、“诏书”等资料，。而这些资料相对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言行，其言行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中语句，对这些资料中所引用的儒家经典进行研究能更好的了解儒家学说在西汉不同时期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

一、西汉儒学之发展过程

（一）从儒道之争到儒学的独尊

汉初，高祖刘邦对儒生态度之恶劣，《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史记》记载郦生欲见沛公“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知此时刘邦对儒生的厌恶之情，此时之儒生的地位和影响亦是微不足道的。后来陆贾、郦食其和叔孙通虽谋得官职，但儒者所做之事也只是制订礼仪，装饰门面而已。直至文帝以后，天下出安，开献书之风，《诗》、《书》、《礼》、《春秋》等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书籍开始广为流传，儒家的思想逐步为上层人所接受，但此时仍未有儒生受到重用。此时之儒学在与黄老之学相争时只能处于下风，后虽在宣室召见贾谊，终只问鬼神之事而已。景帝期间，儒道之争日趋紧张，《史记·儒林外传》记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然而，儒道此时虽在朝堂之争处于下风，然其思想已开始为上层人士所接受。楚元王便是一个例子，“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楚元王传》）景帝之时，大臣上书或谏言已开始引用《诗》、《书》、《春秋》之言，如“《诗》曰：‘匪

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汉书﹒贾邹枚路传》）由此可见，此时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在士人思想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直到武帝时期儒道之争进入了白热化。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而上（汉武帝）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六年以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公孙弘上书武帝，以文学取士。奏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对儒学的独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作为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在“对策”中更是大量引用“五经”中的语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记载董仲舒在对策中共引用《诗》中语句4次，《书》2次，《易》1次，提到《春秋》11次，提及孔子19次，直接引用孔子之言竟有15次之多。而《汉书·武帝纪》武帝诏书中直接引《诗》中语句3次，《易》2次。可见此时武帝也已偏好儒学，“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自此之后，儒学已彻底压过黄老之学，成为西汉的统治学说，儒学独尊地位已然确立。

（二）儒学的巩固与演变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已成为官方学说，官方的权利使得儒学的推广更为迅速。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民众都开始研习儒学，从皇帝的诏书，臣子的上书和对策中无不充溢着“五经”中的语句。如司马相如、杜周、车千秋、东方朔、霍光等，无不引用“五经”中语句作为依据，向皇帝或他人陈述自己的观点。“五经”及孔子的言语严然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自建元五年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以来，博士数量开始激增，《汉书·儒林传》记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

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儒家经典也已成为帝王将相的必修之书，昭帝曾在诏书上说：“朕以眇身获保宗庙……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汉书·昭帝纪》）宣帝亦如此，《汉书·宣帝纪》记载：“秋七月（霍）光奏议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帝王尚且如此，其它人自不必说，至此儒学在西汉之地位已无法撼动。

官方权力赋予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也导致了儒生对经典的肆意解读。从而原本就夹杂着阴阳五行和卜筮之说的西汉儒家思想进一步背离了孔孟之学，向灾异之说和天命论演变。其实灾异之说自武帝之时已开始出现，武帝“策诏诸儒：制曰：‘……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更是倡导“……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著灾异之记。”来倡导天人感应及灾异之说。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汉书·董仲舒传》）

昭、宣之后，天人感应与灾异之说大为盛行，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多相信此说。而儒家经典自是成为解读天人关系的权威。如“《诗》曰：‘吉日庚午’……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气也。”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

……举措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亡光。”“（京）房因免冠顿首，曰：‘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此时之儒学，天命色彩已极为浓厚的学说，进而导致谶纬之学的盛行。昭帝元凤三年，眭弘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