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陈独秀

党史人物－－陈独秀

党史人物－－陈独秀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

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

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

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