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新中国的四部宪法

简述新中国的四部宪法

学院：信息学院专业：电气信息类班级：1008班姓名：武镖学号：201046830805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有的还规定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以及统治阶级认为重要的其他制度，涉及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五四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但它能够在各方面都保持一分冷静和平和的心态，没有太多陈义过高的规定，而且对于非共产党力量也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正是在这部宪法中，首先规定了以计划经济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进，这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但由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专制从而引发各方面的专制，这也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1955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这一过程的完成不是靠法制，而是靠行政手段。由于以千千万万的人的财产及各项权利的被损害为代价，1954年的宪法实际上并没有落到实处，公民的权利并没有被真正地重视和保护。

“文革”期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把持下，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这部宪法总共才30条，结构简单，条文疏漏，许多提法都是政治词汇，不是法律术语。同时这部宪法还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减少了公民许多的权利，这部宪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部极其糟糕的法律，相对“五四宪法”来说，“七五宪法”是一次倒退，也是一部根本无法实施的宪法。

“文革”结束以后，华国锋出任国家主席，全面主持工作。1978年3月5日经五届人大通过1978年宪法，这部宪法去掉了1975年宪法中的“全面专政”的提法，恢复了检察院的建制，但它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虽然与“七五宪法”相比，“七八宪法”有进步，但是这部宪法仍未摆脱“左”的错误影响。

经历了多年的挫折之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没有法制的保障，国家的建设难以走上正轨。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1982年12月4日，经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该宪法经1988年、1993年及1999年修改以后，至今依然使用。新宪法的特色是强调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指导和促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的实施上，1982年宪法是四部宪法中最成功的一部。

从形式结构而言，1954年宪法以全新的面貌宣告了中国的宪政时代。⑤它以“宪法”为名，明确“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单独的章节，自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获得独立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却对权利义务一章作了大幅度的删减，它不仅将义务放在权利之前规定，而且简化权利规定，也不再对应性地规定国家义务。1978年宪法有延续1954年宪法的痕迹。1982年宪法则旗帜鲜明地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至“国家机构”之前“总纲”之后，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延伸，同时也意味着公民地位的提高。在条文总数上，四部宪法也有不同。1954年宪法有15条规定权利，4条规定义务;1975年宪法有3条权利，1条义务;1978年宪法则有12条权利，4条义务;1982年宪法有18条权利，6条义务。宪法对权利规定的形式结构表明公民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在权利的原则方面，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1975年和1978年宪法则完全删除了这一规定，仅明示了男女之间的平等，1982年则科学的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直接道明平等的前提，避免了立法上是否平等的追问。当然，当我们更强调实质的平等时，是否需要牺牲形式的平等呢?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矫正形式平等以追求实质平等?如何平衡这一点，仍是我们现实孜孜以求的境界。

因为“公民”一词首次出现在1954年宪法时没有任何解释和界定。其次，现行宪法也强调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规范上宣布了权利义务的相互依存这一法理属性。权利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前所述，四部宪法在权利规定上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其形式上。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权”第一次成为正式的宪法语言。“人权”

入宪可以防止由于宪法明文列举权利带来的弊端，权利的内容可以因人权一词而得以不断延伸，同时也可使国家在与西方人权对话中不再处于言语上的被动局面。除此之外，宪法对具体权利的认知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说宗教信仰自由不仅包括思想上的表现还有仪式活动的内容;物质帮助权还衍化出社会保障权、退休保障权等等。从最初的人民权利到公民权利再到人权，权利主体的范围一再扩大。从一一明确权利的具体形态到概括式的规定，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宪法在权利主体以及权利范围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

总体说来，权利应“不断入宪”还是无限保留需要提高到是否有助于权利获得实现的标准上考虑。首先是因为权利不是发明创造，而是不断被认知、不断被需求才获得普遍性地位。人类永远不可能言说权利的尽头，基本权利不能无限增多，因此不断列入从哲学意义上并不科学，宪法典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其次，将母体性权利和派生性权利等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权利交错并列规定，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在实践中，也会导致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是藉宪法予以调整或藉普通法予以调整的难题，宪法规定的权利之间产生冲突时哪种权利的效力优先的窘境。第三，具体权利的入宪不利于我们保护更多的权利类型和更深层次的人权。人类基于自身必然具备的权利，与生俱来，无论国家是否明示，皆不可剥夺。具体权利的入宪易使人们误读所有权利皆是通过法律赋予，必须取得国家的许可才能够拥有及行使。确认性的规定方式，有一种排除未明确权利的嫌疑。

相反，宣告权利免受来自任何方(包括国家)的侵犯，能够避免上述的弊端，可以对抗来自国家或来自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改变我们的确认思维，引导权利立宪进入防御性的规定模式，最终体现权利本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