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情结

论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情结

作者：郑佳琪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6年第02期

内容摘要：王安忆是我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十分独特且高产的作家，三十多年来创作的无数优秀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仔细阅读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城市题材小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城市小说中，又有大多数都是以上海这个城市为背景呈现的，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的特殊感情。本文将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王安忆城市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小说上海情结

上海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也是王安忆生活的地方。自幼便迁居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王安忆对于这个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与城市长期的融合中自然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因而在她的作品中上海的背景随处可见。王安忆的作品新颖多变，并无固定的流派风格，而她对于叙述上海的热情却始终未变，从《流逝》到《海上繁华梦》，再从《长恨歌》到《妹头》、《富萍》，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给了她太多的灵感；从开始的寻找上海，到后来的文本化上海，王安忆似乎越来越执著于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书写，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更是将视线定格在了上海，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难以割舍的“情结”。

本文将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重点分析王安忆小说中体现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一.上海的风貌——世俗化的日常展现

王安忆在《上海和小说》一文中写道：“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是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因为它俗，也是民主的另一面，消除等级差别，难免沉渣泛起。”可见王安忆在小说中对世俗性的关注，而这种世俗性，则体现在其注重对市民世俗化的琐细日常生活的展现上。

《好婆与李同志》中写的是老上海好婆与邻居南下干部李同志一家的日常故事，《“文革”轶事》写了“文革”中平常家庭兄弟姊妹间的小心眼和勾心斗角，《妹头》则叙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由结婚到因理想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冲突而分手的故事，可见王安忆在其小说中的日常化叙事。

同时，王安忆也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的生活。”[1]因而她有意回避了现实

社会中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而是立足于市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对一些小人小事的描写，来表现上海原汁原味的风貌。

例如在《流逝》中，写的是“文革”时代的故事，但作者却并没有的详细叙述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重大事件，而是围绕着一个普通资本家家庭——欧阳端丽的一家在十年动乱中的生活境遇和变迁来描述当时背景下大多数上海市民的生活，表达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怀。

由此可见，王安忆笔下的市民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世俗的物质、金钱和市井的小吵小闹展开，而使作品、人物远离政治。因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市民都总是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市民作为一个城市的主体，他们的生活便也是这个城市真实风貌的展现。

二.上海的景象——怀旧的典型物象描写

王安忆在城市题材小说中多数描写的是20世纪50-70年代革命背景下的上海。这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期，一切让人流连忘返的故事，都带了旧时代的奢华、缱绻、风情以及新时代的新奇、陌生和惶惑。而当时王安忆所处的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也尚充斥着一种怀旧的气息，因而，在她的故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典型城市特征的怀旧意象。

如《长恨歌》的第一章中，王安忆便用大量的笔墨勾勒了弄堂、闺阁、鸽子等这些典型的上海意象：古老威严的石窟门弄堂、带有欧式风格的新式里弄、严加防范的公寓弄堂、全面敞开的棚户的杂弄等声色各异的弄堂建筑；坐落在弄堂里的开放式的闺阁以及闺阁中“王琦瑶似的女人”；还有弄堂中那些向往自由、凌空而起，又心系主人、俯冲而归的鸽子，它们共同构成了上海典型的文化景观，在读者心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形象。

而同样的，王安忆的小说中，不仅在物象、环境上有着怀旧气息，其中的人物也具有一种怀旧的心态。《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是大户人家的下人，却留恋着当年主人家的气势和做派，《文革轶事》中的主人公赵志国是一位保持着旧上海的时尚，对旧上海的往事充满了向往与追忆的上海青工，他们都怀念着自己曾经的那段往事，怀念着那些早已逝去的“旧”。

三.上海的女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王安忆的小说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占了大多数，尤其是在上海题材的城市小说中。她曾在作品《上海的女性》中表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而“上海女性中，中年的女性更有代表性。”因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各类形形色色却又似乎有着某种相似点的女性形象便活跃了起来，并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女性的人文关怀。

细读王安忆的小说，我们大致可以将上海的女人归纳为两种，一类是迁居上海的女人，一类则是本土的上海女人。《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是外来女性的典型，扬州姑娘富萍原本只是来上海投亲的，但最终被上海的城市生活所影响，从而一步步深入城市，在上海落地生根。

小说通过描写淮海路底层人民的生活，来反映上海对人的精神影响，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之相对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则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是本土的上海女人的代表。

不得不说，《长恨歌》这部小说集合了王安忆对上海的所有经验与想象，同时也用了特有的女性化书写来关注城市中女性的命运。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四十年间的历史，借一个女人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主人公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她的一生与上海的历史交融在了一起。40年历史的繁华与苍凉，王安忆用王琦瑶的一生再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几度沉浮，与此同时，上海在王安忆笔下有了对主人公命运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正如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一文中所写的，“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可见，在王安忆的上海小说中，上海和女人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作者将上海比作女性，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喻指出一座城市的命运，也在描绘一座城市的同时，表达出对女性的关怀。

四.上海的内涵——孤独与悲剧的主题

最后，王安忆的小说中还表达出了一种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在繁华的上海大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挤压着人们的精神空间，使人们找不到依靠的家园，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因而，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是孤独的，她会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境遇、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氛围等向读者传达出一种孤独与悲剧性的主题。

例如《叔叔的故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流浪史，《伤心太平洋》中交杂着孤儿意识与家园意识，《悲恸之地》则表现出了山东小伙子刘德生到上海后的悲惨境遇，从这些小说中都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下人们孤独、漂泊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悲剧性的结局。

再如《长恨歌》，这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一曲挽歌，是一场深沉且哀伤的悲剧。女主人公王琦瑶，在被选上“上海小姐”的那一刻，她是光鲜亮丽的，也是辉煌无比的，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喜剧性的一刻开始，便注定了她悲剧性的结局。王琦瑶一生都在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庭，可是在这个冷漠的社会中，她自始至终都只能孤零零的独自漂泊。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男人，可是他们都是自私的，李主任不肯给她名分，程先生不敢大胆追求，康明逊不愿承担家庭的责任...她就如一叶孤舟在上海这个偌大的洪流中漂泊着，试图抓住一份依靠，挣扎着企望看到坚实的彼岸，可最终都只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绝望，到最后也只能孤独地死去。这其中反映出的孤独感与悲剧性，放在我们当下的大都市环境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思考意义。

而同样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亦反映了这种孤独与悲剧的主题。王安忆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一个外来户的孩子在上海这个具有强大文化背景与影响力的城市中的孤独感以及为摆脱这种孤独所做的各种努力，传达出一种苍凉感与悲剧感，也值得引起我们现代人的思考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