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

浅谈明朝科举制度及其特点
一、明代科举制度概况
明朝是继元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前后经历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检共计十六位皇帝。

有明一代的276 年里，作为封建国家选官论才的科举制度在前朝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明代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举制度“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完备于宋、元时期。

而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转折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生变化和发展的活跃期，它代表了明代政治文化制度和明代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相结合。

从宏观上来说，明代科举制度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文化制度或教育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对明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微观上来说，明代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来表达其制度内容，而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表征是明代三级考试的详密措施与八股取士的具体要求。

在明代的科举制度发展史中，该制度不单纯是对前朝科举制的简单的沿习和一般的局部调整，而是在明代封建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乃至于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代文献说：“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宇内，枕经藉史，家弦户诵，盖彬彬盛矣。

”作为一项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能够如此之深入民心，明代大约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朝代，这也正是我们认识和了解明代科举制的基本出发点。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同时又结合明代科举考试的实际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

在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下令“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俟开举之岁，充贵京师。

”这段史料说明，朱元璋在总结前代科举的利弊之处的基础上，渴求招募天下贤才来辅助朝廷，以达到帝业永固的目的。

为了满足新王朝官员多缺的需要，各省连试三年，具备真才实学的贤人志士纷纷应试中选，在明初，科举制度对人才的甄选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随着帝位的更替，科举制度也相应调整，以期求符合当政者的统治需要。

要全面深入的了解明代科举制度，首先应明确明代科举取士是同明代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明史·选举志》在介绍明代选举方法时说：“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又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学校在科举取士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代学校教育的发展。

为求仕进,入学读书，是明代士子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大批读书人涌往学校,促进了明代学校教育的兴盛。

“明代科举视前朝为盛”，而“学校之盛,唐宋以来之所不及也。

”科举和学校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

与前代不同的是，明代初入学校而没有取得生员资格者，无论其年龄大小，均称为童生。

在当时，学校教育有两大系统，一为中央国学，即所谓国子学或国子监，
在国学学习者称为国子生或监生，国子学分六堂以教养诸生，所谓：“分六堂以馆诸生，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

”明代国子生可直接参加乡试、会试等科举考试，其考录程序与标准同于地方府、州、县学生员。

明代学校教育的第二大系统为地方府、州、县学经过童生试来选拔其各级学校生员，通过了童生试而被取录者即取得了学校生员的资格。

明初，地方府州县学生员俱有定额，各级学校均设有学官以管理学校之日常事务，其规制是“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

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

”明朝还责成巡按御史，布、按二司长官及各府、州、县官监督管理学校一应事务，正统以后则专设提学官提督学政。

地方府、州、县学生员名列前茅者方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按《明史》的说法，必须是在考试中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前五名者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是明代三级考试的最初一级，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命题，史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
顺利通过乡试的生员即取得了举人的身份，其第一名称解元。

取得这一身份后，便为参加会试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二级是会试，其考试年份和时间定在辰、戌、丑、未年二月，同乡试一样，会试也是三年一考，也实行三场试，所考内容与乡试相同。

通过会试者称为贡士，会试第一名称会元，而顺利通过会试的人，则能晋级到下一场的考试，也就是最高级别的考试为廷试，亦称殿试。

与乡、会试所不同的是，廷试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只考一场，即所谓“天子亲策于廷”，廷试定于会试后的下一月，即三月朔日举行，廷试中的读卷官，由翰林院中的翰林学士和朝廷大臣及文学侍从之臣担任，并经由上述人等共同阅读考生对策，并依成绩拟定名次先后，进呈皇帝，最终由皇帝钦定一甲前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二、三甲各若干人，其第一名称传胪。

二甲多于一甲，三甲多于二甲，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式排列。

状元的名称在明代特指为一甲第一名，并成为定制。

它同唐宋时期各层级进士取录的不确定和状元称谓的不固定相比，具有显著的限量特点。

明代给予取录的进士以极高的荣誉，其中在一甲授进士及第，二甲授进士出身，三甲授同进士出身。

其中一甲之状元授修撰，一甲之榜眼和探花分授编修，成为实质上的翰林官员。

由于明代廷试承袭宋代的做法，没有黜落，只是进士的名次排定，因而明代会试取中者即取得了进士的身份，贡士也就等同于进士。

二、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在组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由于工作的复杂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呈现出了以下特点：首先是单一的考试形式。

明人黄淮《介庵集》说：“历代取士之途不一，独进士一科久而愈盛。

爰及我朝，稽古右文，而进士为尤重。

”这段史料说明明代科举制度与此前历朝科举取士相比较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由此前的多科考试变为进士一科，而进士科目多以儒家思想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具体表现在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和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两方面），其次
是科举分地选拔与职前培训制度的考试思想，由朱元璋时代引发的“南北榜”事件在此后逐渐形成为明代科举取士中的分卷制度成为明代科举制度一个突出的问题。

分卷取人即分地分名额录取士人的一种考试方法，明代科举由最初的南北分卷到后来的南、北、中分卷，曾经引发朝堂激烈讨论。

最后则是“科举必由学校”的教育考试思想，也就是说，只有学校出身的士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只有科举考试合格，才能取得官职。

虽然明代也有“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规定，学校出身的人通过出贡、考选有时也能取得一官半职,但这种官职低而且升迁难。

因此，学校出身的人都把科举入仕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

”既然如此，学校只能是“储才以应科目者”的场所。

明代高度程式化、规范化的科举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并为后来考试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明代科举考试都直接由中央统一部署管理,并以皇帝的名义,命令全国统一施行,这就使得明代的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了官吏的选任权，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极为必要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盛世”，都是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的时期。

因而,从强化中央集权这一角度而言,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完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外，从八股取士来看,八股考试的规定，实际上正是考试规范化的表现。

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八股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对科举取士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至于明代中后期八股文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僵化则是由封建专制政治思想和政治统治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终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规范在明代得以最终确立和完善，并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继承了以往科举制度的精华，为清代科举制度的延续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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