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禹锡柳宗元贬谪文学影响因素对比

关于刘禹锡与柳宗元贬谪文学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摘要：刘禹锡与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其相似的遭遇及文学上的成就被并称为“刘柳”。二人在贬谪文学的创作上亦都成就卓越。虽然二者在贬谪期间，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为抑郁和彷徨，但是二人的贬谪文学在微观上仍存在着差异。本文便在此基础上从二人年少时的久居江南的经历对二人贬谪文学的情感基调的影响以及

当时的社会政治风貌对二人贬谪文学的影响这两方面入手，对其贬谪文学的影响因素进行阐释与探究。从而发掘刘禹锡和柳宗元在贬谪文学上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柳宗元刘禹锡贬谪文学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诗坛的两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而且政治遭遇非常相近，故后人将他们以“刘柳”并称。他们同登进士第，又从同一个地方入京供职，并且都参加了有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他们在保守势力的打压之下，受到“二王八司马”事件的牵连，共同被贬谪到南方地区。在贬谪远方的生活中，二人的心情无异于是苦闷的。正是由于二人在遭遇上的相似性，所以才奠定了他们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但二人由于在年少经历、处世哲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他们二人的贬谪作品中便会存在彼此各异的风貌。

一、年少江南久居经历对刘柳二人贬谪文学情感基调的影响

刘禹锡的贬谪文学在心态上更多的表现为旷达。刘禹锡在被贬

谪的初期，虽然抑郁之情难以言表，但是他逐渐自我调节，很快便在他的创作上呈现出自得其乐的特点。在多次的贬谪生活中，可谓是愈挫愈勇，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首先，年少时期久居江南的经历为刘禹锡融入南方贬谪地的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

从《刘禹锡集》卷39中的《子刘子自传》中：“举族东迁，以为患难。”“处，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这两句便可以看出，刘禹锡在年少时期就久居江南之地。而且长期吴越之地的生活也使得刘禹锡对江南生活留下了深厚的情感。例如，在他后来的诗文中经常会有“越客”、“越郎”、“江南客”这类词语。“余少为江南客”（《金陵五题并引》）。足以见出他对吴越之地的情感之深。

其次，江南贬谪为刘禹锡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于他的久居，所以从小熟悉吴地之音。所以，才有了任半塘的这番评价：“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歌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传唱。”[1]这充分体现了刘禹锡在他年少时期，久居江南吴越之地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刘禹锡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从他的贬谪地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柳宗元的贬谪文学体现的则是抑郁。而柳宗元在贬谪的生活中，体现出的则更多是悲观和苦闷。这与刘禹锡的积极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柳宗元虽亦有居住江南的生活经历，但大多是记忆中中美好的

景象，当他真正被贬谪到南方时，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自然令他无法融入南方的贬谪生活，而显得忧愁苦闷。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己。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月作。…阴卸虽败，已伤正气。”可见，由于水土不服，和气候的不适，柳宗元身心俱疲有身染疾病。所以他极其失落。因此，他将他的苦闷与抑郁转移至山水游记上，希望可以通过山水之景寄托他的孤寂，给他以心灵上的慰藉。但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的适应贬谪的生活，所以他常常在孤独与无助中游离，无法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由于长期的苦闷，再加上生活的艰辛和不断的政治迫害，最终，在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正值英年，着实令人惋惜。

二、社会政治风貌对刘柳二人的贬谪文学作品的影响

1、刘禹锡受新乐府的影响以“诗歌写事实”为创作的主要方式

在反映社会问题这类的文学创作中，刘禹锡受到了新乐府诗人的影响。在被贬谪的时期，他与元白的交往日益密切。比如，在被贬谪的期间，白居易与刘禹锡常以书信的形式互相往来。刘禹锡还曾作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增》，由此可见，白居易常常将自己的新诗寄予刘禹锡，而且刘禹锡还对白居易的诗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刘禹锡的《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一诗中写到：“昔曾在池御，应知鱼鸟情。”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元白对刘禹锡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元白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被刘禹锡接受了。例

如，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最被人称道的还是刘禹锡自命新题所创作的具有杰出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诗歌。这无不体现出元白对他的影响。

2、柳宗元将以古文阐述政治理想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式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而且是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他认为做文章，为为学是为了阐明古道。因为“道”才是一切的本源，是值得人们追随的最更本的精髓。所以，他虽然被贬谪，但是依然坚持用古文的形式来阐述“道”的内涵，使其诗文充满了民本色彩。

柳州是一块“蛮夷”聚居之地，从汉代以来到柳宗元生活的时期，统治者一直对这片土地实施“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也就是说，对当地的民风民俗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是，当地的民风有些已经是延续千年的陋习，所以，柳宗元大胆的改变了传统的方式，采用“因俗成化，除残佑仁”的新治民方法，在充分尊重当地民族风俗的基础上，用儒家的民本思想逐渐使得蛮夷礼法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得柳州当地的民风民俗在教化的作用下逐渐走向汉化，逐步摆脱了陋习，使柳州的社会风气，民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随着社会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柳宗元进一步认识到，过去的那种追求声色和声音华美的骈文不能充分地阐释道的含义。所以，要充分而明朗地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构想，就必须要向古人学习，重新拾起古文创作。

所以，在贬谪期间，柳宗元开始在创作中大胆地在传记文学领

域进行创新。既对人物事迹进行如实的录入，又将合理的艺术想象和审美融入其中，同时，还大胆的将志怪手法融入进去，使得所描摹的人物形象细腻而立体，极富个性。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寄予其中。如《梓人传》中的匠梓等。虽然有时人物略显荒诞，但是配合以当时的社会与世事，却是恰到好处的，达到了抨击丑恶，影射污秽的目的。使得柳宗元的传记作品呈现出以实带虚，以虚写实的特点，令作品更具有战斗性。

总之，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位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以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雄厚的才华为贬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拓展思路和生命力。虽然他们在人生经历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是，在贬谪文学的创作中，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各具特色，这些特征组构起来，便形成了刘柳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与探究。

参考文献：

[1]任半塘. 唐诗声·总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