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文化及语用的差异对比

中西语言文化及语用的差异对比2012级汉语国际教育郝小朵摘要：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世界观是正确认识语言影响、语言渗透、语际转换和语际翻译等问题的基础。

汉英语在各自发展的历史中有着一些对照鲜明的不同特点，彼此也有接触影响。

本文从形合意合、悟性理性以及主客体意识三个方面对中西方语言文化及语用的差异进行对比，希望能为研究语言影响、语言渗透、语际转换和语际翻译等问题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西语言汉英语文化语用差异对比一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在承认思维反映现实、而语言凝化思维的前提下，特别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其要点就是“沃尔夫—萨丕尔假说”所申述的两点：1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2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但我们赞同洪堡特的辩证说法，不赞成沃尔夫的绝对断言）。

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的概念和意义体系（二）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三）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

承认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对对比研究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语言观给语言以本体论地位，是开展语言研究的强大动力；语言世界观是认识共性和个性的基础；语言世界观决定了语言对比必须联系文化和心理背景，以语言的“内蕴形式”为重点；语言世界观是正确认识语言影响、语言渗透、语际转换和语际翻译等问题的基础。

二汉英语在发展中的特点及其对比比较汉英语各自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彼此间有几个鲜明对照的不同特点：（一）汉语的独立性和英语的开放性汉语几乎一直在独立地发展，别的语言（包括梵文、通古斯语、突厥语等）的影响只体现在语音和一部分词汇上。

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往往是在文化上反而被同化，如五胡乱华导致了五胡的消失，满足入关导致了满族的名存实亡等。

只是在近代中西、中日交往频繁，而且西方和日本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比中国更强大，这才在外来词汇激增的同时引进了一部分欧化语法。

同汉语相反，英语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断绝过与其他语言的交往，不仅有本民族所属的日耳曼语族的语言。

事实上，在盎格鲁、撒克逊、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形成的古英语最底层就有着凯尔特语和拉丁语的投影。

之后，几次征服或入侵，总是使英语处在语言冲突的焦点。

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带来了古诺尔斯语，影响到了古英语乃至中古英语的底层，英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复数they、their、them和最常用的动词get、take、give、call等就来自于诺尔斯语（一般来说，代词和基本动词是很难彼此吸收借用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吸收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英语又如饥似渴地吸收希腊、拉丁语词汇，甚至把人家的词根、词缀也借了过来，作为自己的构词材料。

从历史来看，英语的发展与英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英国在文化上始终落后于所借语言的民族。

这同汉族在历史上同周围民族交往时在文化上处于优势的情况正好相反。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逐渐成了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形势就逆转过来了。

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对外扩张和掠夺的需要，英国仍需要同世界各国打交道。

但此时，英国的词汇却成批成批地被借到世界各个语言中去。

英语逐渐流行于国际各国间。

但有一点是两种语言共同的：不管是独立性的汉语也好，开放性的英语也好，两者都有极强的主体性。

（二）汉语的稳定性和英语的剧变性几千年来，特别是书面汉语的变化很小。

汉语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语言，又是历史变化最稳定的语言。

汉语的基本词汇沿用至今，核心词汇几千年没有变化；语法上的变化也极其有限。

英语的情况就不同了。

一千多年中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以至古英语、中古英语、现代英语成了差别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因而一个现代人要读懂古英语乃至中古英语的作品，并不比学一门外语来得容易。

英语历史上的变化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很明显。

（三）文字形式对语言的影响汉语和英语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发展成熟的语言。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体系；而它们采取的文字形式又反过来对语言的发展产生影响。

强大的汉字体系的存在，对汉语的历史与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字不随与因改变而改变，相反它成了一种超时空的东西，，可以调节和统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的语言的使用。

尽管语音在历史上肯定有过一些变化，各地的人也在说着口音不同的方言，但是通过汉字，我们都明白大家使用的同一种语言。

汉语的发展从南北朝以后形成了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古白话，自南北朝至明清时代有变化；而另一条作为主线的古代汉语书面语，却两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但凭其深厚的文化文学传统影响着古白话，而且迄今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在左右着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构造。

这在世界上确实是罕见的。

英语却使我们从另一面看到了文字的力量。

发展到现在，表音文字的体系也发生了分化。

有的语言的读音和拼写仍是一致的，例如俄语和德语；有的语言的读音和拼写却很不一致，例如英语和法语。

（四）汉英语在近现代的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连同它的语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汉唐时期中国的大门也没关闭，中外文化交流，包括语言交流也很频繁，但那时心态完全不一样），外语借词像潮水般涌了进来（与之相比，也算规模颇大的佛教借词简直不算一回事），而其主流就是英语，汉语开始是间接地通过日语吸收，后来则通过香港、上海等窗口直接、大量地吸收。

本世纪以来，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革命，西方语言，首先是英语，借助翻译的途径，直接参与了现代汉语语体的创造。

另一方面，英语这个开放性的语言，多少年来是以“输入”为主，十八世纪以后，开始向外“输出”了，对现代汉语的词汇、构词法乃至句法都产生了影响。

三、中西语言文化及语用的差异对比（一）形合和意合英语与汉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前者语法构成具有明确的形式标志，英语的词、词组与句子的组合通常都受到一定的语法规则的严格限制.在英语中各种词具有很精细的划分：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动词有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形容词有表语性形容词与定语性形容词。

英语的动词有时态与语态的变化，能很细致地切分出过去、现在、完成与将来时态，语态则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

在句子组合方面，英语拥有大量的介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等等。

英语明显具有一种以形统意的特点，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是首先从语言中抽象出一定的语法规范，并将其形式化、标准化，然后以这种形式规范严格地统领着意义的表达在英语中各种词、词组、主句和从句都有明确的形态标志，因此在识认时通常都可以一目了然。

而汉语在句子的组合上所用的主要是一种意合法，所谓意合法就是指汉语的词、短语和句子的构成一般都缺少形式上的标志，其组合主要依靠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

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语法构成比较简单。

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词与词素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基本上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词；古汉语中词的词性比较灵活，在没有进人句子之前，一个词往往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或形容词，形态上一般也没有什么标志；古汉语句子的组合也较为自由，它缺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态区分，没有阳性与阴性、单数与复数的区分，而且对一些具有组合意义的词语如前置词、关系词也都不加重视；在句子的组合上，主语、谓语、宾语以及形容词、副词等都可以颠倒甚至省略，总之汉语有着较大的自由与随意性。

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曾经指出：“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的。

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如每一个dause里必须有一个主语；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

汉语句子组合的这种意合法特点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为这种句式比较灵活，它摆脱了一些连接词的累赘，也较少受到语法的限制，于是中国作家在句式的组合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也可以通过对句式的巧妙的组合，用较少的语言表达较丰富的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汉语是以意合法作为基础，句子成分之间缺乏明确的语义关系，因此汉语的歧义结构特别多。

例如：他欠你的钱，准备了两年的食物，我和他的老师，热爱人民的总理，神秘的少女的心，找到了孩子的妈妈，等等。

汉语中有些句子一旦脱离语境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各种语义关系难以精确界定，于是汉语的话语形式经常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

正如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汉语在语法上的这个特点使汉语不太适宜精密地描写对象与表达思想。

（二）悟性与理性前边说汉语和英语在表达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

这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汉民族的思维习惯重悟性，而英语民族的思维习惯重理性。

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中国佛教都重视悟性。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这是强调“悟性教育”的最好说明。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过以言传也。

而世因贵言传书。

”（《庄子•天道》）这样的思想对中国人重“领悟”、重“微言大义”、重“言外之意”，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的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影响。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最后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

禅宗可说是佛教教义加上老庄思想的产物，其要旨在于不设文字，强调顿悟。

语言上除了意合之外，来自中国民间的歇后语便是中国式智慧的产物。

歇后语由前段和后段组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前段和后段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还常常借用汉族人喜欢的谐音手段），但在话语中具体运用时，说着常常先隐去了后段，光说出前段，要人从前段自己“悟”出后段，从而形成思维上的跳跃，说着从听着不由自主的一顿中获得快感，然后把后段说出，感到无比的满足。

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狡黠，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

与汉语不同，英语（及欧洲其他语言）的哲学北京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及后来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对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表现在语言上即强调形态的外露及形式上的完整（因此我们称之为“形足型语言”）。

这种形式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因而在把汉语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译成英语时总是让人非常狼狈，因为不得不把原来含蓄深藏的东西一一明白无余地说出来。

（三）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从思维反映在语法上边谈）一般说来，汉语更强调主体意识的反映，因而比英语更多采用人称主语和主动语态；而英语则更强调客体意识的反映，因而比汉语更多采用物称主语和被动语态。

这里的“更多”，是两种语言相对而言。

1.人称主语与物称主语一般认为，汉语注重主题思维，“往往从自我出发来叙述客观事物”，因为常用人称，而英语常用物称，“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