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的交叉文体

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的交叉文体中国文学史和写作史告诉我们：实用文体和文学文体。

文学中各种文体，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体的发展也是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

比如，在古代，论说文可以写得极具形象性、抒情性，极有文采；碑铭哀祭、公文尺牍往往写得荡气回肠或充满情致；题跋序赠，更是生机勃勃，独具灵性；就连表这种公文，也有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这样被后人当作美文、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

历史也同样表明，一种文体一旦产生，就会约定俗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惯例，从而写作者也会在不同表现手段、语言修辞等方面有共同的选择，在语体乃至风格等方面形成一定特色。

“书论尚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由于文章的功能作用结构布局和语言词藻不同，文学文体逐渐从实用性文体中独立出来。

而这也意味着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既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又由于各种因素而形成各自的个性特色。

随着新文体的诞生，一些旧文体就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一方面是文体的分化，一方面是文体的新的融合，这才构成动态的历史。

如“五・四”时期的杂文，是政论性与文艺性的融合：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今天商品经济社会出现的“广告文学”、“企业文学”更显出实用与美学的联姻。

“大散文”、“大文学”，“广义文学”，大众传媒，文体堤岸的崩溃或疏通。

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

因此，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的异同、关系，是一个常新的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

一、文体特征比较
汉语中“文体”一词，与西文中的“style”，意思都是极为含混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今人或译为“体裁”，或释为“风格”。

“style”一词中译为“文体”、“风格”等。

荷兰学者安克威思特在《关于文体的定义：语言学和文体》中列举了“文体”的七种定义：1、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恰当的事情；2、环绕已存在的思想或情感的内核的外壳：3、在不同表达方式中的选择；4、个人特点的综合；5、对常规的变异；6、集合特点的综合：7、超出句子以外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英国杰弗瑞・里奇和米歇尔・肖特在其合著的《小说文体》中也列举了七种关于“文体”的观点：1、语言使用的方式；2、对语言所有表达方式的选择；3、以语言使用范围为标准；
4、文体学以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
5、文学文体学以审美功能为重点；
6、文体是透明而朦胧的，可解和言说不尽的；
7、表现同一主题时采取的不同手法。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文体可以理解为人说话或写作的方式，即口头的或书面的表达方式。

因为是表达方式，它就应该与所要表达的东西，即内容、题材、题旨等相区别，但又相互联系。

综合考察中外对文体的各种理解和解释，我们可以把文体分为文本或文章的体裁(genre)、语体(typeofwriting)和风格(personality)三个层面。

体裁是文本的体制、格式、主要表现手段等方面的成规或惯例。

语体指同一类别的体裁所惯用的语言的特色，如词语的选择、修辞技巧的运用等等。

风格则是指作家在运用某种体裁、选择语言时体现出的个人性的特征。

我们侧重从体裁、语体两个方面区别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的文体特征。

风格这一层面，只是对文学体裁而言的，实用文体一般不讲个性，无所谓风格。

体裁和语体，即文本体式，可以还原为语言的组合方式。

我们可以将应用类文章归结为语言符号的系统，而文学作品却是一种艺术样式，有其自身的艺术结构和功能，它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艺术符号的系统。

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像一般文本那样用语言直接表达意思，而是先要将语言符号转换为艺术符号，再通过艺术符号的组合来传达其内在的意蕴。

这样。

文学作品就有了双重符号系统，外层是语言符号，里层是艺术符号，从而建立起区别于一般文本的结构模式，即文学作品是由“言”、“象”、“意”三个层面组合而成的大系统，“言以尽象”、“象以尽意”，从语言经由意象达到意蕴，形成文学文本由外而内的通道，来实现它自身的基本建构。

所以文学文本的结构是“言――象――意”式的三层结构，而应用类文章的文本结构则是“言――意”式的两层结构。

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结构方式对读者的解读既是一种制约，又留下“空白带”使读者可以做出种种积极的想象。

应用类文章由于这种简单的组合方式，给作者的写作和读者(受体)的解读都带来一种直接性。

人们无须在此追求“言外之意”和“象下之义”。

话语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不同语境类型决定并形成了不同的语体。

应用文是处理公私事务、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因此应用语体以社会化的书面语体为主，避免使用个性化色彩强烈的语言、方言俚语、过于通俗的口头语以及超常规的句式和生僻词汇。

关键部分常
用规范化、模式化语言。

如应用文的开端用语及段落起首语常用表示目的、原因、依据的介词结构，承起衔接语、称谓用语、表态用语都为模式化用语。

行文中主要使用陈述句和祈使句，大量使用介宾词组作状语、定语成分。

在修辞手段的选择运用上也很慎重，一般只用比喻、对比、排比、对偶等少量的修辞格，而不用夸张、比拟、反语、双关、象征等修辞格，以避虚浮失实。

而文学语体追求艺术的审美价值，它要求读者思而得之，有充分想象与回味的余地。

所以可以选用所有的词语、句式句型和修辞方式，讲究音韵美、和谐美、自由美。

为尽情达意，可以反复形容，细致描绘。

句法上，常使用意合法，少用介词、助词、连词，而且允许打乱词语之间的正常排列顺序和组合关系，往往不能用一般的语法规则去解释。

即可以追求语言的“反常化”或“陌生化”。

而且“文如其人”，文学语言要表现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

表现个性。

当然，应用文体也可以写得优美一些，毛泽东的政论文往往文采斐然，情理并茂，如把革命比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舰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比干巴巴的说理要好得多，他把哲理性和形象性、思与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二、思维方式比较
应用文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作，因此应用文以抽象思维(即理性思维)为主。

应用文作者要抛开事物的感性形式，寻求其内在的联系，找到事物内在规律。

要善于运用逻辑思维、
模式思维等思维方式。

所谓逻辑思维，即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正确地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思维方式。

概念要准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严密，是应用文写作中基本的逻辑要求。

模式思维是解决模式识别问题。

古人道“文无定法”，即文章的结构安排应千姿百态，但这适用于文学文体的创作与审美，而应用文，尤其是公文，却有大体相同的结构模式，这是由其写作目的、写作功用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模式思维是提高应用写作效率的十分重要的思维方式。

文学文体以形象思维为主，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别林斯基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

”(《智慧的痛苦》)“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同一件事。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都说明文学的思维特征：想象。

当然，两种思维方式并非冰炭不可同炉。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常常是多种思维综合运用，相互交织。

相辅相成。

抽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帮助作家认识生活，概括材料，通过分析和综合形成明确的创作思想。

同样，应用文体并不纯然排斥形象思维，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辅助方式。

有些记叙性应用文体也需要构成真实生动的形象，也需要情感因素的介入，如新闻文体中的通讯，还有书信的写作等。

即使说明性和议论性的文字材料，也不排斥用形象性的语言去表达。

三、社会功用比较
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审美性，是区分实用文体和艺术文体最主要的尺度。

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对社会都会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式、程度等都有所不同。

实用文体对社会产生直接效应，因为实用文体的根本特征就是实用性，其写作目的是现实的，其目标是明确的，其效果也是直接的。

秦代李斯写《谏逐客疏》，是为了让秦王收回逐客令，为秦王朝的兴盛和统一大业奠定人才基础。

我们如今写关于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也是为了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且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文学文体的作者不求通过文学写作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主要是为了抒写个人对社会的感受、认识，体现个人的个性、情趣等。

即文学创作没有明显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所追求的是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且这种情感或精神也没有现实具体的要求。

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中说过：“顾实则美术(艺术――引者)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

比其见利致用，乃其不期之成果”。

文学文体对社会所产生的效应是通过读者的审美而渐渐体现的，而且针对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因此，文学文体的社会功用是间接的，是附着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之上的。

一般而言，文学文体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三大社会功能，而应用文体可能具有认识、教育功能，但不必有审美功能。

四、写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比较
文学文体的创作主体可以是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表达、表现的欲望，都可用文学文体中的各种形式来表现。

而应用文体的写作主体却有相对的固定性私人文书的创作者，或者是当事人自己，或
者请相关人代书而公务文书的创作者，往往具有受命性，即领导指定或单位任命的。

因为个人对于公务文书一般不会产生创作冲动，即使有，创作出的成品也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行政公文，没有生效标识，文章即等于一张废纸。

因此应用文体的创作主体也与其写作目的、文章受体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由于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的写作目的不同。

受体也有所不同。

应用写作为了实现其功利目的或现实效应，必然有相对特定的读者对象，如个人书信、单据、请假条、写给领导个人的报告、送阅材料等只能是特定的个人读者；大部分党政公文，只能供部分机关领导和相关人员阅读；而一些专用文种，读者的限定性更强，如法律文书中的起诉状，只供审判团成员及相关法律工作者阅读。

文学文体没有固定的读者对象，作者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要给什么人看，只能根据可能的读者群将读者大致分为几类：专业读者(在专业知识领域里有一定造诣的或懂行的读者，如文学创作者、文学评论者等)；文学爱好者(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关心写作活动，阅读兴趣广泛，有一定求知欲望的读者群)；一般读者。

理想的读者是“知音”，但他可能是跨越时空的，不拘何种人群的，千载以下，万里之遥，都可以灵犀一点，莫逆于心。

五、主旨内涵比较
文学文体的写作主体从社会生活信息或材料信息中获得了体验，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并产生了要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别人的愿望的时候，便通过语言载体，将内在的思想意向、感情外在化、固定化，
创造出文本客体，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但当阅读主体接触到文学客体之后，却有一个不断创造与不断生成的解读过程。

由于文学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由于文学语言的复义性、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性和所反映现实生活的广阔性、作家思想情感的暗合性等等，也由于读者对生活有自己的体验与理解，有自己的爱好和志趣，对文本可能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即对文章主题内涵的感悟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地探索，努力发现那隐藏在艺术形象深处的内涵，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未曾认识到的东西。

这样就导致文学文体的主旨出现了效果与动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两种可能，即文学文体允许双主题、多主题，甚至“无主题”。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而应用文体由于写作主体写作目的的单一性和功利性，决定了主题先行的写作思路与写作方式，即从实际出发，先确立主题，然后找材料说明，主题居主导地位，要求些什么就写什么，非有感而发，而是为事物而作，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所以读者在解读过程中毋须作很多创造性地发挥，也导致了文章主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性，即文章主旨内涵是单一的、直接的、明确的。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文体会愈来愈丰富多样。

而无论如何丰富，如何发展，两大文体的个性化特征与它们之间的交融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深入研究两大文体的共性与个性及异同，将会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今的文化现象，也将推动文学理论和写作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文
学教学和写作教学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