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这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进行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口]能显得比他们更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作辩护，而梁启超等改良派是在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种行将被推翻的旧的社会制度喝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思想理论论争的同时，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也在实践中互争雄长。革命派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地以革命的手段对付业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势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给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立宪派面目出现的改良派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促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立宪运动一时高涨起来。然而，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展缓慢，立宪派很快就陷于失望之中。在立宪派看来，清廷的宪政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对清廷的“仿行立宪”明显地表示失望，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立宪请愿活动，企图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促使清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但清政府却是一面敷衍应对，一面加紧中央集权，结果甚至弄出一个集权的满洲皇族亲贵的“皇族内阁”，举国舆论哗然。立宪派在失望中终于弃清廷而去，在武昌起义后转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历史终究选择了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胜利果实最终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攫取了，终不免失败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联合各党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意与各政党联合建国，不久便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纪要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内战，企图迅速把共产党和全国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与国民党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民大众支持了共产党，第三势力转向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不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率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退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也标志着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争取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中国进入十年内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通过战争，消灭了异己力量，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巩固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在日本侵略日渐加深的情势下，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反对共产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第一次国共合作、背叛大革命，领导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坚持在敌后战场与敌伪长期作战，与国民党的消极、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斗争，促使国民党不敢放下抗战旗帜。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必须先有新民主主义，然后才有社会主义。l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高举抗战的旗帜，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党，壮大了人民的军队和武装，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l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共二大会议上，第～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面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从此，“打倒列强，除军阀”便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稍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对他的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民族主义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则突出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突出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大会讲话中特别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2]孙中山还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推进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国共合作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可以说，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开始，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开始了。遗憾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随着蒋介石的反共和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这也是一个幻想；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改革，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①后来，当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1897年11月)，康有为立刻感到亡国瓜分如在眼前。他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冒死陈辞：如果不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皇帝虽然没有看到，但抄件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中间传开，报纸也发表了。一是担心金田之役再起，二是担心列强侵略加剧。用什么办法预防?就是把皇帝捧出来，希望皇帝变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继续歌舞湖山。这样，维新派就把自己的维新事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全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维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业走向失败，是肯定的。但是他担心金田之役和列强侵略，却朦胧地意识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项历史任务，这是其聪明之处。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于，把预防的办法寄托于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