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士人的仕与隐
韦应物送别诗中的仕、隐的矛盾思想
韦应物送别诗中的仕、隐的矛盾思想诗人韦应物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另一方面，罢官后又得怡然自得的享受山水之乐。
在仕途为官时他歌咏着隐逸，在山水田园时也不忘百姓的疾苦。
他“仕”与“隐”的矛盾思想在其送别诗中也有明显地体现。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都在“仕”和“隐”的矛盾中徘徊。
作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信条，因而他的人生实践及诗歌创作也都打上了积极用世，仁政爱民的烙印，甚至在送别友朋的诗歌中，也不忘嘱咐友人为官清正，建功立业，能有一番所作为。
然而，隐逸思想也一直在其人生实践及诗歌创作中起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身处乱世，仕途坎坷，或许是由于佛教影响，道教渗透，或许是由于丧妻之痛，疾病折磨，韦应物厌倦了官场的是是非非，欲投身山林中潇洒自由，具有浓郁的隐逸思想，这些思想也散见于他的送别诗中。
韦应物宦海浮沉几十年，从十五岁时便成为唐玄宗的御前侍卫，陪侍从游宴，后为洛阳丞、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功曹参军、鄠县令、栎阳令、尚书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等多个职位，职位虽然不同，但他勤于政事，仁政爱民之心却是相同的。
韦应物积极入世，实现自我的思想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在其送别诗中也可见一斑。
有的送别诗在送别友朋时，祝愿友人旅途顺利，并希望他们为官清正，建功立业，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做善事。
如《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一诗：“州伯荷天宠，还当翊丹墀。
子为门下生，终始岂见遗。
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
上将玩国士，下以报渴饥。
”此诗作于大历四年春末夏初，好友冯著受广州刺史李勉之聘而前去做官，诗人希望好友此次前去做官，一定要为官清正，保持节操，有所作为，对上要尽忠国家，不能有二心，对下要对处于困境中的百姓多做善事。
有的送别诗以劝勉不第之人为对象，不单单是简单的安慰劝勉，而更多的是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从头再来，立志为国家尽忠。
如《送豆卢策秀才》一诗：“古来濩落者，俱不事田园。
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仕”与“隐”
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仕”与“隐”作者：毛雄雄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4年第04期摘要李白诗我国古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被世人誉为“诗仙”。
除了优美的风景和抒情类古诗之外，李白在诗词中还表现了更多关于“入仕”和“隐世”的思想，这两种矛盾的思想贯穿着李白的整个人生，我们只有深入的分析和理解这两种观念，才能了解他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
关键词李白诗词“仕”与“隐”一、李白诗词中的入仕渴望李白从来没有掩饰过关于入仕的渴望，他少年求学，遍访诸侯，渴望将自己的才华展示于世，从而获得能够伯乐的赏识并实现自己的人生和仕途抱负。
他的人生规划是先成为为像管仲那样的贤臣，辅佐君主创下一番伟业，待功成名就之后再如范蠡一般游遍天下湖海。
这种入仕的渴求常常会在他的诗词中得以体现，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和“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等等。
（一）盛唐时期文人入仕的大背景李白所处的时代是唐朝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从政治环境还是从文化传播来说，这一时期的唐朝思想空前解放、文化传播比较广泛、政治局面非常明朗，因此诞生了一批文采卓越的、才华横溢的文士，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更是为这些胸有抱负的人才提供了一个实现自身理想的重要途径。
除了当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同样影响着李白入仕思想的形成。
我国古代的文人历来有建功立业和流芳百世的人生奋斗目标，他们渴望将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奉献给自己的君主和国家，因此大部分文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能够中举并得到官职。
但是当文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和君主的通知思想不一致时，他们往往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压，一部分士人会因为荣华富贵等等诸多原因屈服于封建君主的权利之下，但是另外一部分有着较高道义思想的士人则面两难，在“入仕”与“隐世”之间犹豫不定。
（二）礼李白入仕的特殊性与其他人相比较而言，李白有着更加强烈的入仕愿望，这种愿望首先表现在对于官职的高低智商，李白有着一种易于常人的清高和骄傲感，这种思想不允许他像王维和杜甫一样从底层做起，屈居人下来取得上级的赞赏，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走科举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隐 与 仕 隐 与 仕
隐与仕江欣然士人，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隐居不仕叫做隐士。
他们回归田园，息交绝游，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守候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士人归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有的人归隐是为了养望，如东山再起的谢安，渭水垂钓的姜子牙；有的人归隐是本性恬淡洒脱，志在田园，如愿为泥中龟的庄子，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以上二者非儒即道，泾渭分明。
历数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更多的文人却是在隐与不隐中纠结徘徊。
他们或是身在官场，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或是隐居鹿门，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他们徘徊于“隐与不隐”之间，多是因为空有一腔报国志，无奈社会混乱，官场黑暗。
欲“仕”无路，欲“隐”不甘，于是乎痛苦着、徘徊着。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时代深深影响着读书人的命运。
然而我们却也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士人，积极投身于社会，逆境中奋起，在国家危难之际，勇搏官场，力挽狂澜。
这种人比起乱世归隐的士人，更值得我们敬佩。
张居正，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他也曾名落孙山，但他没有怨天忧人，把落榜当做人身的磨砺；他也曾身陷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却没有发言权，但他并不因此消沉，冷眼旁观，重新认识朝庭的腐败，查找问题的症结。
嘉靖皇帝昏庸，奸相严嵩专权，他不得不借口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
但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深入接触农民，在乡间体会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
“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抓住机遇重返政坛。
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使岌岌可及明王朝的生命得以延续。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也极富传奇色彩，曾经“三起三落”，外国人称赞他是“打不到的东方小个子”。
无论面对怎样的打击和磨难，处于人生低谷中的邓小平都没有消沉和放弃。
他始终心系祖国、心系人民，始终不忘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
他领导全国人民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论李白的隐逸和入仕
论李白的隐逸和入仕第一篇：论李白的隐逸和入仕李白——隐士与入仕摘要：李白一生热衷于政治，迫切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始终在奋斗和失败中间徘徊，处于既非仕亦非隐的特殊地位。
既想入仕一展宏图又不愿丧失人格的独立，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又不肯真的弃世归隐。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就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悲剧的一生。
本文从李白追求的“隐逸”和“入仕”角度剖析了谪仙人的一生。
关键词：隐逸求仕诗人与政治家一、建功心态与科举之路建功立业是中国士人极普遍的人生观，李白同大多数封建社会的士人一样，是位自视甚高、功名欲望强烈的诗人。
他26岁辞家远游时，曾经这样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里，李白明确表述了自我期待的人生角色——愿为辅弼，即做辅佐帝王的宰相。
他非常崇拜那些谈笑之间建立不朽功业的风流名士，如诸葛亮、谢安。
他向往像诸葛亮那样指挥若定，从容立功：而对谢安的崇敬，又胜过诸葛亮。
东晋谢安以一身系天下之危，淝水一战扭转了局势，使胡马不再南侵，谢安本人又表现得那么从容不迫，进退自如，功成名就，东山之志始终不渝，这对李白来说，简直是完美的榜样。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其人生道路设计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以成为“辅弼”为标志，施展才能，建立功业，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说实现社会的自我；第二步以辅弼作前提，退隐山水，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或者说追求个性的自我。
可贝，“入仕”是李白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
我们知道,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采取重订《氏族志》、多门类科举考试等措施，打破了六朝以来世族豪门占据高位的局面，这就为唐代文人，尤其是庶族文人步入仕途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征辟以及从军入幕等途径去求取功名。
因而唐代文人在国力较为强盛、政治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普遍具有从政的热情和求取功名的期望。
例如与李白同时的高适就自称：“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仕与隐摘抄
仕与隐摘抄“仕”与“隐”，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人所面临的两种人生选择。
前者代表着权力和责任，后者则代表着自由与超脱。
这两种选择在很多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过：“学而优则仕。
”这句话成为了古代读书人追求功名的重要信条。
通过科举考试，他们能够一跃龙门，成为官员，掌握权力。
然而，在权力的背后，他们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的责任。
这种责任使得他们时常需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琐的政务，甚至要承受着一定的风险。
相对于“仕”，“隐”则更显得自由与超脱。
古代的隐士们远离尘嚣，遁迹山林，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越。
他们舍弃了世俗的功名利禄，选择了清贫的生活和静谧的环境。
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他们的精神追求高远深邃。
在山林之间，他们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体验到了人生的真谛。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仕”与“隐”也常常是文学主人公们的两种人生选择。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有过一段出世的想法，他想要遁入空门，摆脱尘世的束缚。
然而，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仕”，成为了一个官员。
这种选择背后，既有着家族的压力和期望，也有着他自身对于权力和责任的承担。
而古代的山水诗则更多地表现了“隐”的情怀。
在这些诗歌中，诗人赞美山林之美丽，感叹尘嚣之扰人。
他们向往着远离尘嚣的生活，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越。
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隐”并非是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精神追求。
无论是“仕”还是“隐”，都是古代文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这两种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和体验。
在古代文学中，“仕”与“隐”的矛盾冲突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它们反映了古代文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困惑和挣扎，也表现了他们在追求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的无奈和坚持。
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
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
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仕隐调和;禅宗[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08-04李红霞(1973—),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化与文学。
(广东深圳518060)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隐逸与诗歌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63)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隐逸普遍为时人所歆羡和践行,其承绪前代,却又表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与精神特质,唐诗流注的隐逸旋律正折射出这一时代风尚。
[1]唐诗对隐逸的文本书写,既承载和反映了唐代整个隐逸群体的人格心态,又凝结着具体时代语境中诗人个性化的隐逸理想与追求。
目前学界对于唐代隐逸的卓异特质及其文学表现鲜有论及,鉴于此,笔者对此予以考察和探讨,以期对唐代隐逸与文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有所裨益。
一、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传统的隐逸是对时政的反抗与自觉疏离,仕与隐可谓朝野殊致,出处异途,无法同时践履。
虽然魏晋因自然与名教的调和出现了“出处同归”的折衷言论,但二者的鸿沟仍难弥合。
到了唐代,科举的推行实现了集权制与士大夫独立性的相对平衡,加之皇权对隐逸的奖掖,隐逸不再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2](p2086),而是仕隐调和兼通,唐人自由游刃于仕隐之间。
因此唐代少有弃世绝俗、高蹈远引的逸民,真正代表唐代隐逸精神的是那些游移于仕宦与隐逸间的士人。
仕与隐的纠结
仕与隐的纠结作者：巩朋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年第11期摘要：唐代王维一生都处在仕宦与隐逸、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之中，这种仕和隐也成就了他的绘画艺术。
他的绘画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被尊为文人画鼻祖。
关键词：仕与隐；纠结；文人画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2-0121-02一、王维生平与经历概述在中国文化史上，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仅在唐诗中有显赫的位置，而且从古至今，只要谈及中国绘画中的文人画，作为其鼻祖他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
王维，字摩诘，生于公元701年，原籍祁（今山西太原）人，他精通音律，工诗善画，在乐理、诗歌和绘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
王维自幼失怙，随母亲崔氏抚养成人，少时好学聪敏过人，15岁便凭借个人才艺为长安贵胄高门所看重。
开元九年，王维21岁进士及第，初涉仕途授太乐丞掌管皇家祭祀音乐之职。
少年得志在当时享有盛誉但旋即因工作琐事违犯禁例而遭贬出京，身逢盛世正是士人执着仕途博取功业之时遭受打击，王维自是痛苦，受挫折之后顿生退意。
想做隐士弃官远离尘世是非，但作为长子虑及亲人，家有老母和弟妹仍需自己尽力赡养，去留两难心情抑郁，王维开始陷入终其一生的纠结之中。
外放八年之后，开元十七年（729年）王维回到长安，后又遇妻子病故，他孑然一身孤寂落寞自此终生不娶。
所幸幼年随其母亲信仰的佛教思想给了他很大的慰藉，在赋闲中诵读佛经研习佛法。
然而在这似乎看破红尘远离世俗的表象之后，实际王维的入世功利之心远未泯灭，他还在等待机会以求东山再起。
身处盛唐之时，整个社会积极向上，作为读书人的他十年寒窗求取功名希望做官实现抱负自然无可厚非。
直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维投诗执掌朝政的中书令张九龄，恳求能够被举荐提拔。
张九龄爱其才华，擢为右拾遗，王维再次跻身朝堂之上。
无奈宦海多变，赏识提携王维的张九龄不久后受政敌排挤被贬为地方官。
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
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作者：许红星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2期摘要：孟浩然在诗中提及很多隐士高人，他是借助这些隐士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之情，隐中求仕。
文章主要从当时的时代风气、效法先贤的高尚和诗人自身的追求来探讨孟氏仕与隐的心态。
关键词：孟浩然仕隐心态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
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
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
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
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
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
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作者：许红星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2期摘要：孟浩然在诗中提及很多隐士高人，他是借助这些隐士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之情，隐中求仕。
文章主要从当时的时代风气、效法先贤的高尚和诗人自身的追求来探讨孟氏仕与隐的心态。
关键词：孟浩然仕隐心态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
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
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
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
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
孟浩然的“隐”与“仕”
划 的理 想 化道 路—— 隐居 为 文 、
继 而 扬 名 得 荐 、最 终 报 效 家 国 已 然 行 不 通 ，好 友 张 子 容 也 已 登 进 士 第 后 赴 京 离 去 ，盂 浩 然 不 禁 发
出“ 乡曲无 知 己 ， 朝端 乏 亲故 ” 的
先来说 ， 首先壮 志 已消 ， 仕 进之心
浩 然 似 乎 已 为 自 己将 来 践 行 隐 士 风 骨 的 命 运 写 下 了伏 笔 。再 来 看
惆 怅 。在 一 次 大 病 过 后 ， 他 意 识 到 岁 月 无 情 催 人 老 ，不 应 再 这 般 翘
他描摹 了许 多清丽 风景 ，此 间 的 创作 以纪游诗和山水诗为主 。“ 澄
学 教 育
横” 等 舟行跋涉 的描写 ， 以和缓 平 淡 的 口吻将 引领遥望 美景 时的欣 喜娓 娓道来 。可见此 时 的山水 风
光 暂 时掩 盖 了理 想幻 灭 的悲 愤 ， 但 长 时 间 的羁 旅 行 游 终 究 会 唤 起 墟” ， 把 愁 推 向窗 外 ， 稀 释 在 月 光 和空气 里 ， 以无穷 的时间 、 空 间 冲 淡 此 愁 此 怨 。 因 此 ，虽 与 仕 途 决 绝 ，但 坎 坷 身 世 已经 为 其 人 生 烙 难 免 时 有 失 意 ，相 比之 下 实 际 不
首期 盼机会 的垂青 ，于是转 而主
动赴 京应举 ， 此 时 已是 四 十 不 惑 。
但事 与愿违 ， 应试落 第 的打击 、 前
途 渺 茫 的 忧 惧 、无 人 相 助 的 凄 苦 促 使 他 挣扎 在 “ 隐” 与“ 仕” 的 边
缘 ，这 种 矛 盾 心 理 的演 变 在 诗 中
水 国遥 ” 、 “ 高 高翠微里 ， 遥 见 石 桥
论陶渊明三仕三隐
三仕三隐--论陶渊明的仕隐历程摘要：热情过后便是冷却，就像蜡烛燃尽之后只剩下冰凉的灯芯，梦想幻灭了，心累，心寂，心哀。
三仕三隐，在幻灭中慢慢沉静下来的陶渊明，终于看透了“真风告逝”的尘世，消释了仕与隐的内心矛盾，做真正的自己。
关键词：建功立业三仕三隐幻灭沉静对于陶渊明来说，仕和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生活矛盾。
在陶渊明彻底归隐之前，他曾三仕三隐，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归隐。
据陶渊明自己的说法，他的出仕是因为生活逼迫，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饮酒》其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这是说他在29岁初次出仕为江州祭酒的事。
在《归去来兮辞》中又说到做彭泽县令这件事时，他也是这样说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陶家到了陶渊明一代的确已经衰落了，因家贫而出仕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如在《拟古》诗中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这些豪情干云、掷地有声的诗句，不难看出年轻时的陶渊明胸怀大志。
但陶渊明出任祭酒的时候，正是王凝之任江州刺史、大兴佛道教的时候。
王凝之是个狂热痴迷的宗教徒，而陶渊明偏又不信佛教和道教，所以他不堪祭酒一职，与上司王凝之的冲突在所难免。
自傲的他，容不得委心降志听命于别人，容不得被人羞辱。
于是陶渊明不久后便退隐乡田，重操丢下的锄头。
第二次出仕是在晋安帝隆安二年，33岁的陶渊明出仕为桓玄的幕僚，担任荆州刺史。
这时的陶渊明还存有着强烈的功名心，或许还带有家贫、乱世出英雄的缘故，于是又重入官场，这次他一干就是三年多。
后来桓玄权势壮大起来，篡权野心亦膨胀起来图谋篡晋，而陶渊明看到这些明争暗斗，厌倦了军阀混战，欲归江湖。
于是借着为母亲守丧，归隐浔阳。
第三次出仕则是为了讨伐桓玄。
39岁的陶渊明在隐居守丧的三年中，难得地享受了几年的安静，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陶渊明的仕与隐作文5篇
陶渊明的仕与隐作文5篇陶渊明的仕与隐作文5篇陶渊明的仕与隐作文篇1公元405年秋，他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
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
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
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
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浔阳柴桑人。
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的仕与隐作文篇2我心中的陶渊明是清高的。
陶渊明多次辞官，厌倦勾心斗角的官场，而向往静谧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二十九岁时，因为亲人衰老、家道贫困的缘故，他出仕做祭酒，由于不能忍受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没过几天便辞职不干了。
州里又召他做主薄，他也是“辞不就”，在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
七年之后，陶渊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
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奔丧，守制两年。
后来，陶渊明又做了彭泽县令。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您应该穿好衣服，束好衣带前去拜见。
” 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便辞了彭泽县令这个职务，回归故乡。
浅析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浅析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
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
不达而卒”。
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
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
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
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
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
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
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
二求仕不得、欲隐不甘的矛盾无奈之情在《题长安主人壁》一作中,欲随自然的本心与犹未实现的理想把孟浩然夹在了左右为难的缝隙间,此时的孟浩然比他以往人生里任何一刻都艰辛和痛苦,欲求而不可得,欲放而不甘心,在仕与隐的抉择里,失望、孤寂和悲凉占据了他心情的整片天空。
清朝王士祯说“孟诗有寒俭之态”,而这寒俭之态就在于孟浩然未能忘掉入世之心而心有所系,于是诗歌里便常常带有如《题长安主人壁》里表现出来的求仕而不得的一种愤慨和牢骚的心态。
三漫游入幕时的通脱达观之情孟浩然在长安求仕失败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借此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接着回乡,后又入张九龄幕府,但因思乡不久便辞幕而还家,最后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动而亡。
卢藏用的仕与隐—兼论唐代隐士的魏阙心态
卢藏用的仕与隐—兼论唐代隐士的魏阙心态隐士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存在,几乎贯穿于每一个朝代,它与士阶层的生存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然而在唐代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日趋完善、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时代,隐逸也呈现出成熟的态势。
通过以被世人诟病为“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为切入点,在详细分析正史、笔记、小说、墓志等资料基础上,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隐士在唐代呈现的新特点,以期理解唐代士阶层的生存样态。
第一部分,探讨了卢藏用的家族。
主要从卢藏用的家学门风以及家族婚姻关系两方面入手考察卢藏用的家族情况,以范阳卢氏北祖大房为重点考察对象。
第二部分,阐释了卢藏用的政治生涯。
主要从卢藏用的仕宦生涯以及他的命运下场两方面来考察卢藏用“仕而为清望官”的政治理想。
重点考察卢藏用的仕宦生涯。
第三部分,分析了唐代“终南捷径”的隐逸现象。
主要考察了卢藏用走终南捷径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反响。
第四部分,解读了卢藏用“方外十友”的交游。
主要考察的是卢藏用未进入仕途时的交游状况。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作者：王爱玲来源：《中州学刊》2013年第09期摘要：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
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关键词：仕隐关系；唐代士人；儒家隐逸观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21—05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在每个知识分子实践层面，两者既分别对立，又相互交融。
本文将以唐代隐逸诗为出发点，分析其中所表现的仕与隐的关系，进一步窥探其背后所体现的独特的儒家隐逸观。
一、仕隐情结在唐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与“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人生选择，如王文亮所说：“隐与仕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范畴，在整个传统士人阶层大致可分为‘隐者’和‘仕者’两大集团。
”①这种对立在隐逸之风盛行的魏晋时期达到了顶峰，“仕”与“隐”的选择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考验个人价值的方式和“一种政治抉择”。
②由于政治环境的黑暗和瞬息万变，选择隐居，虽然意味着拒绝官方拉拢和坚持个人操守，但也意味着与统治力量的公然决裂。
而选择出仕，要么放弃自己的原则对统治者迎合拍马，要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面临性命之危。
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文人士子们，尤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稍有不慎，可能要么遗臭万年如钟会，要么命丧黄泉如嵇康。
后果的巨大差异使得选择仕和隐不仅直接背负着个人生命的终极目标的追求，同时也具有一种悲壮性色彩。
而自西晋开始，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立形式发生了变化，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结合，具体表现为“朝隐”的兴起，所谓“朝隐”，指一个人身在官场，却心向自然，将入仕的责任感和出世的自由感同时兼任，两不对立，两不舍弃，实现既在朝为官又满足退隐情怀的双重目的，但更倾向于一种明哲保身。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 而是 出现 了以儒家思想为 内核 的隐逸观 。在 大多数所谓 隐士身上尤 其是唐代诗人 中以隐
闻名 的人 身 上 ， 他 们 选 择 仕 和 隐 其 实 都 只 是 一种 表 面现 象 ， 其 实 质 是 他 们 是 抱 着 一 种 怎 样 的 心 态 追 求 人 生价 值 的
２ ０ １ ３年 ９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ｃ ａ ｄ ｅ ｍｉ ｃ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Ｚ ｈ ｏ ｎ ｇ ｚ ｈ ｏ ｕ
第 ９期 （ 总第 ２ ０ １ 期）
Ｓ ｅ ｐ． ， ２ ０１ ３ Ｎｏ ． ９
【 历 史研 究 】
唐 代 士 人 的 隐 逸 观
不仅直 接 背负着 个 人 生命 的终 极 目标 的追 求 ， 同时 也具有 一种 悲壮 性色 彩 。
而 自西 晋 开始 ， 这 种 截 然相 反 的对 立 形 式发 生
融。本文将 以唐代 隐逸诗为出发点 ， 分析其 中所表
现 的仕 与 隐 的关 系 ， 进 一 步 窥 探 其 背 后所 体 现 的独
收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０ ５ —１ ５ 作者简介 ： 王爱玲 ， 女， 河 南警察 学院副教授 （ 郑州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 。
首先 ， 随着 唐代 经济 的恢 复 ， 社 会风 气 出现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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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９期
未有 的开 放 ， 各 种思想 呈现 出融合 的局 面 。 其次 ， 由于统治 者奉行 开 明的治 国政策 ， 使文人
在 氏族 、 贵族 和高 官层 面 ， 而 到 了唐 代则 扩展 到大 多 数官 员和 知识 分子 身上 。唐代 的这 种仕 隐结 合 的生
浅论司空图与谢枋得诗文中“隐”与“仕”的不同
浅论司空图与谢枋得诗文中“隐”与“仕”的不同作者：牛丽娟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第10期【摘要】司空图和谢枋得二人对于“隐”与“仕”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但二人在某些方面又有一些不同。
参照其诗文，并依据二人的生平经历，得出司空图的“隐”是表达一种不满和不合作的态度，而其以死殉国的原因是由于理想的破灭。
谢枋得则将“隐”作为一种抗争的方式。
二人“隐”“仕”都是因为“忠”，但“忠”的范畴不同，司空图是忠君与理想并重，而谢枋得则超脱了忠君的范畴，将理学转化为不屈的抗争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气节。
【关键词】退隐；入仕；忠【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10-155-03【本文著录格式】牛丽娟.浅论司空图与谢枋得诗文中“隐”与“仕”的不同[J].中国民族博览，2022，05（10）：155-157.“隐”与“仕”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矛盾体。
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到白居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再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3]，对于“隐”与“仕”的态度在中国士大夫身上不断发生着变化，且有不同的体现。
所谓“隐”与“仕”，还可以小而化之解读为“进”与“退”，也可以理解为“出世”与“入世”。
在古代，士大夫的理想和抱负的实现，大部分依赖于入仕这一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王朝的更迭，入仕甚至成为了士子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隐逸则是大部分士子们在志向得不到实现或者是遭遇挫折时，所选择的一条路。
当然，关于“隐”的分类是庞杂且不确定的。
在此论及的隐士抛却了“终南捷径”等这一类的假隐，而是从真正隐逸的角度来分析司空图与谢枋得的隐逸之志，从而分析他们从积极入仕再到隐逸的不同和原因。
一、生平简介与对比众所周知，对于文人诗文作品的研究，不应该忽略其生平经历，即要知人论世。
下面就从司空图和谢枋得的生平简介的对比，分析他们“隐”与“仕”。
仕与隐——唐代文人难解的心结
Officialdom and Reclusio--the Dilemma of Tang
Dynasty's Literator
作者： 杨柳[1]
作者机构： [1]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湖南岳阳414000
出版物刊名：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页码： 74-77页
主题词： 唐代;文人;“入世”;科举考试;政治活动;诗歌;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出世还是入世,从政还是归隐,这是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这一思想矛盾纠缠着每一位富有青春气质的唐代文人,给他们的人生抉择和审美价值判断带来困惑和痛苦.然而,仕也罢隐也罢,都表现了唐代文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奋力追求光明前途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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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第15卷第2期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Journa l o fH uBe iAdult Educati o n InstituteM ar,2009V o.l15N o.2论唐代士人的仕与隐徐红霞(长江职业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同时在每个读书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烙印。
三家思想中,儒家讲求积极进取,是主张入仕的,而释、道宣扬消极退避,则是主张退隐的。
这就造成仕与隐对立而又统一地并存于唐代仕子身上。
本文较详尽地论述了唐代士人入仕的心态和原因,又从一般士人的隐居和方外之人的隐居两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士人隐居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士人;仕;隐[中图分类号]T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3878(2009)02)0051)02仕与隐之所以对立而又统一地并存于唐代士子身上,与唐代独特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
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同时在每个读书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烙印。
三家思想中,儒家讲求积极进取,是主张入仕的,而释、道宣扬消极退避,则主张退隐的。
于是,仕与隐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读书人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
但是,对于每个读书人而言,仕与隐并非都是截然对立的,更多时候他们则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首先是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生活在大唐盛世的士人们,心态本就是充满一种奋发向上的激情的,加上科举制的实行为广大士人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仕进之路。
于是,积极入仕也就成了唐代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与汉末建安时代人们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一样,唐代士人们也大多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参政热情。
科场这一条道路上就见证了许许多多读书人的奋斗和追求。
尽管这其中很多人都有过屡遭败北的经历,但他们却始终不愿放弃这条道路。
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士人们希望入仕以济世的精神都是不变的。
而这一点之所以在唐代士子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一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前所未有的盛世,故其心里常有一种自豪感,时刻洋溢着一种向上的激情,迫切希望通过入仕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二是由于科举制正处于上升时期,它能给广大士人们提供一条较好的仕进之路,使他们能够通过这条道路出人头地,一展襟抱。
故这一时期的士子们大多都在科场的风雨中摸爬滚打过。
在他们的身上,儒家的济世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其次是隐。
隐作为仕的对立面,同样是唐代士子们生命中的重要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隐在唐代的盛行,是有两个基本条件作为前提的。
一是物质生活的保障。
对于绝大多数隐居之人来说,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尽管他们也可能樵青山,渔白水,但这往往不过是寻找一种闲逸之趣罢了,如果他们真的像普通百姓那样为生计而奔波的话,他们就绝不可能如此超然物外,云淡风清了。
二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这些隐居的士人可能不在乎物质生活的享受,但他们绝对看重自己的名节。
正因为唐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都对隐居之士持一种敬重的态度,所以许多人才有这种念头。
不能说是沽名钓誉,但这种社会心理的导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否则那些喜好风雅的人士也不会如此趋之若骛了。
李白的终南捷径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极好反证。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分析唐士人的隐居情况。
本来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唐代士人的仕与隐,但由于唐代方外之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故在此也作一定论述。
一、一般士人的隐居(一)完全绝意仕途的隐居。
尽管唐代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以入仕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的,但终究还是有一些人对于仕途毫无兴趣,一生只愿意过着一种普通平淡的生活。
他们也有着其他士人一样的才华,但却无意于经济之道。
不但不参加科考,甚至连征召也不愿接受,如卢鸿,张众甫等,终身未仕,仅以诗文名世。
他们并非没有入仕的机会,却完全没有入仕的志向。
他们远离官场的束缚,世俗的干扰,在山林草泽中吟风弄月,怡情养性,可以说是隐[收稿日期]2009-02-10得最彻底的。
不过这类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在经历了生活的刺激之后才隐居的。
(二)未入仕前的隐居。
唐兴科举,给广大读书人以一条仕进之路,但是毕竟每年所取的人数是有限的,而参加应试的人数众多,要想挤得一席之地,除开特殊因素之外,更多的就得自己勤学苦练以提高本领了。
这时候,许多学子就会选择一处理想的读书之地安居下来闭门读书,到了应试之期再行出来参加考试(这与唐时另一种风气)))漫游是恰好相反的),而有些人即使不为科考作准备,也乐意选择一处隐居之地一边读书,一边怡情养性。
这种未入仕而隐居的情况在唐时可以说是十分盛行,如张子容、孟浩然之隐鹿门山,刘长卿、张谓之隐嵩山,严维之隐桐庐,于鹄之隐汉阳,孟郊之隐嵩山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不过,一般来说,这类隐居多是短时期的,一遇到合适的机宜,他们便往往走出隐居之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包括干谒、科考等等。
(三)躲避战乱的隐居。
战争是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之事,即使是在大唐盛世,战争也是从未间断过的。
而战争无论胜败都会给人民尤其是普通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这对于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士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沉的刺痛。
一方面,他们也是受害者,社会动乱使他们无法正常安生。
另一方面,他们又亲眼目睹了广大平民百姓在战争中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他们感到悲哀和痛苦却又无能为力。
他们的精神是脆弱的,不企图置身其中去挽救它,也不愿承受心灵上的重负,于是只能选择一种逃避的方法。
找一处相对安宁的地方隐居起来,既为躲避肉体上的伤害,更为疗养心灵上的创伤。
他们希望在山野风光、素琴浊酒中忘掉世俗的纷争和烦恼。
如张彪之隐嵩山,秦系之隐剡溪,皇甫冉之隐丹阳等等。
这些人大多性情闲淡,不慕名利。
他们对动乱的社会失去了热情,转而只注重个人的本性修养,力求在动乱的社会里保存一份个人的本真。
外面社会风云激荡,可他们内心深处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云淡风清的从容,隐居乃是他们难后最理想的选择。
(四)对官场感到厌倦的隐居。
侯门深似海,对于大多辛苦致仕的读书人来说,一旦真的踏入官场,他们便会感觉一切都不适应起来。
官场中的层层压迫和种种束缚不但使他们的匡济才能无从施展,更令他们时时处处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于是,他们经常是处于抑郁和痛苦之中。
应该说,读书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是任真而放旷的。
他们有自己的清高和原则,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们行事大多真率而任性,但是官场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却使他们时时处处都要压抑自己,违背自己的本性,故他们往往不堪重负而挂冠归去。
况且,官场冷热无常,变幻莫测,充满了种种危机,人们往往是朝不保夕,所以很多人不愿终日生活在心理煎熬之中而宁愿选择一种平淡宁静的生活。
当然,在那些当官的士子当中,也有一些是没有选择辞官隐居的。
不过虽说如此,但他们在为官期间也经常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放松自己。
唐人多置别业,如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牧的樊川别业等等,并不仅仅是为了物质享受,更多的还在于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释放自己的心灵。
官场的空气让他们窒息,他们要在闲适中安顿一下自己。
虽然这种方式并非真正的隐居,但从中可以看出,隐对于士人而言并不仅仅是出于无奈,它也是一种内在需要。
士人们要保持自己的心性,要在混乱浑浊中维持自己的操守,他们需要一定的隐居空间来调整自己,来审视自己。
说到底,是士人精神在支配着他们,使他们不能如一般的世俗官员那样迷失在官场中,他们要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不忘自己的性情。
所以在仕的同时,隐也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仕中,还是在仕后,无论是想到并实现了,还是有所想而没有实现,我们都不能把隐从他们身上单独划分出去。
(五)科场失意的隐居。
对于唐士子而言,一举登科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恐怕都有科场失意的经历,甚至许多人还是屡次失意。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些一心求仕,锲而不舍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心灰意冷而以致归隐了的。
如祖咏,多年流离不偶。
王维赠诗/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
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
0(5赠祖三咏6,5全唐诗6卷一二五)后移家汝坟间别业,以渔樵自终。
沈千运,多次应试落第,年迈尚奔波于名公贵族之间,有感为诗/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族。
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
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
衰落当捐弃,贫贱招谤。
0(5濮中言怀6,5全唐诗6卷二五九)无望之下,遂生归隐之志。
这些人的隐居多是带有几许无奈的。
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再也无心无力去角逐了。
前面说过,唐社会是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的,除了儒家主张匡邦济世,锐意求仕以外,释、道两家都是主张消极遁世,绝意仕途的,而这些思想在唐代士子们的身上同时都留下了烙印。
于是,一旦这些人的科举仕进之路屡遭挫败,他们的进取之心就会相应减退而与之相对其隐逸思想就会浮上来并迅速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时候,他们就会一反往日的积极入仕态度而变得沉寂冷淡起来,他们愿意选择一处隐居之地过着平淡沉静的生活,以琴诗自娱,与山水相嬉,淡泊宁静,终老一生。
当然,在这些人的心里是多少有些失落的,尽管官场这堵围墙是外面的人想挤进来而里面的人想挤出去,但自己挤出去的和没有挤进来的或被别人挤出去的那些人的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
因此,这些因科场失意而隐居的人往往是带着缺憾的。
二、方外之人的隐居唐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十分开放的社会,以致僧道等方外之人广结/俗缘0构成当时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来,僧道之徒应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0,谈不上士人,也无所谓隐居与否的。
但是,唐代的僧道却由于种种原因可以被看成是披着僧袍道服的特殊士人,由于唐代尊崇佛教,佛门享受着丰厚的待遇,故许多/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海之客0都云集于此。
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寻求衣暖食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排除俗事的干扰。
于是,佛门便成了他们的隐居地。
他们除了诵诵佛经以外,更多的时候乃是在读书吟讽,踏青山游绿水,步长(下转第56页)章以辞为工。
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因不苟为炳炳烺烺,务系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0在5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6中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
0虽侧重点不同,但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基本是一致的。
到了宋代的欧阳修,对/道0的经世致用之功能的理解与倡导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反对/舍近求远,务离言而鲜事矣0,主张从现实实际出发,/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0(5与张秀才第二书6)。
到了宋代理学的兴起,情况又有所不同,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0与/道0对立起来。
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0的人,他在5通书#文辞6中开篇即说/文所以载道也0,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0与唐宋古文家不同。
郭绍虞先生在5中国古代文论选6的5通书#文辞6篇的说明中明确指出, /盖古文家之所谓文,指的是词章之学,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只是强调一些文章内容的思想性而已,其终极的目的还在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