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发表时间：2008年12月28日 来源：网络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２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 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６５），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 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６７），史传天竺僧人 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 汉桓帝建和元年（１４７），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 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１４８）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 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 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 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 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１５９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３５部，成绩 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４１５部，１ ９１９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 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 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 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 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 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２８４６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 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 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 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 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 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

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 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 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 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１８首。他与许询、 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 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 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 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 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 “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４８７）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 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 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 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 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 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 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 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 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

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 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 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 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 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 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 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 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 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 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 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 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 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 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 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 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 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