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禅(一)

诗与禅(一)

关键字：诗禅禅宗是最具中国气派的佛教，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自己的佛学。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以来，到唐代禅宗的建立，花了6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漫长的消化过程。禅宗的通达、印“放的精神，质朴明快和讲求实际的作风，都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禅宗一出现，就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影响迅速扩大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文学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显著。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是一种很时髦的事，象唐代的王维、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与禅僧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禅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实信奉者，所写的诗有着浓厚的禅味。杜甫是一个“一饭未曾忘君恩”的典型的儒家诗人，但连他也说过：“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韩愈是个排佛很激烈的人，但他后来也忍不住和禅僧交往起来，可见禅宗对当时诗人的吸引力。再从禅僧方面来看，由于禅宗扫除了种种戒律和坐禅仪式，他们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与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猎外典、去搞艺术。禅宗中的诗僧很多，如唐代的灵一、清江、皎然、灵澈，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崇，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他们在诗中除了证性谈禅之外，也吟咏世俗情，文人士大夫很欣赏他们的作品。此外，在禅家内部的参禅悟法的功课中，诗歌也是很重要的工具，祖师开示机缘，门徒表达悟境，往往离不开诗。诗与禅的联系既然如此密切，那么人们从理论上来探讨二者的关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概观唐以后的人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似乎可以归结出这样几种意见，一是诗禅相异说，二是诗禅相似说，三是诗禅相同说。对于这几种意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它们有各自的不同角度，所以意见难免有互相抵牾的地方。但如果拨开这些浅层上的现象，我们即可发现各派理论在深层上的相互补充，它等待着我们今人在综合各代各派意见的基础上把它发明出来。

一、诗禅相异说

如果从较为外在的角度来看禅的宗旨，它与诗的对立性是很明显的。佛家所主倡的本体是寂然不动的自性，而禅宗则把这种自性看成是每个人的空明静寂的本来心情，六祖惠能说：内见自性不动，名曰禅。就是说，禅家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回复到自己本心为归依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本心”，它实际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动心起念，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当然也更没有感情活动的--种主观状态。惠能所谓“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就是这种境界。黄檗曾把佛心比作恒河的沙子：“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也就能处处自在，而诗则完全相反。按照中国传统的见解，诗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喜怒哀乐的感情，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而且中国传统诗论中所特别推崇的是诗人的忧患意识，强调悲愤的感情是好诗的来源，古人赏乐以悲为美，司马迁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韩愈讲“不平则鸣”，以及后人所谓的“诗穷而后工”、“不愤不作”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如果说，一切感情都属于佛家所要扫灭的“烦恼”之列，那么悲愤的感情是表现得最直接、最强烈、也最折磨人的烦恼，所以也就更为佛家所不容。韩愈有一篇《送高闲上人序》，是写给-位叫做高闲的和尚的，他是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特别喜欢学张旭的字。但韩愈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书法是情感的表现，张旭的书法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喜怒窘穷，忧悲愉陕、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僧人却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心中没有张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学习张旭的笔法，“未见其能旭也”。韩愈这里所说的虽然是书法，但其道理尤其适用于诗。后来明末人陈宏绪说：“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涛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于空华阳焰，漠然不以置怀，动于中则深以为形，而况形

之于言乎?……既已出尘垢而学禅，其又安以诗为?”(《尺牍新钞》二集，《与雪崖》)就是具体说到诗与禅的这种对立。此外，因为禅家认为自性这个道体超脱一切分别、对待关系，超脱一切色相，所以它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反过来讲，一切企图表述道体的话，包括佛家的所有经典，都不是“第一义”。百丈怀海禅师说：“但有语句，尽属法之尘垢，但有语句，尽属烦恼边收；但有语句，尽属不了义教，但有语句，尽不许也”(《古尊宿语录卷二)。故禅家反对用语言文字来教学，而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通过种种暗示使参禅者直接证人那不可言说的道体。初来问法的僧人，每当向禅师问什么是佛法大意时，禅师或者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张口就喝，举杖就打，意思是：这“第一义”是不可表述的，要求祖师解答本身就是错误，用黄檗的话来说，就是“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向虚空中钉木橛是钉不上的，是徒劳的)。但是诗则又完全相反，诗歌艺术活动之成立，在于传达感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不言，谁知其志?”如果取消了语言也就取消了诗歌艺术。所以，当南宋有人给自己的诗室取名叫“诗禅方丈”时，刘克庄就表示反对，他说：“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磨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九《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他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指出诗与禅的对立的。因为诗与禅二者有如此不同，所以唐以来始终有人认为诗禅相妨。禅僧中有些是坚决反对僧人涉足文学的，宋僧佛印说：“教门衰弱要人扶，好慕禅宗莫学儒。只见悟心成佛道，未闻行脚读诗书。”(《请益录》卷上)南宋有一位禅僧叫庆老，曾到宗呆门下参禅，只因他平素爱写诗，故宗陧认为他业障太深，说他对于佛法“正如水滴石，一点入不得”(《夷坚乙志》卷十三)。白居易晚年虽然既好佛又喜诗，但因为他看到诗与禅的对立，心情往往陷于矛盾之中，其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俱已销，此病独未去”。这种思想矛盾在诗僧中也时有流露，例如皎然，他说：“贫道隳名之人，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性情，盖由瞥起余尘未泯，岂有健羡于其间哉？”(《吴兴昼上人书》卷十《答权从事德舆书》)“瞥起”即禅家所谓“瞥起心”指在外境的刺激下突然动心起念，这是禅门证性极力要征服的大敌。皎然说自己吟咏是“瞥起余尘”可见他也认为诗禅是对立的。宋代的诗僧文珀说。“平生清净禅，犹嫌被诗污”(《潜山集》卷四，《遣兴》)；“吾本学经论，由之契无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聊以识吾过，吾道不在兹”(《潜山集》卷四、《哀集诗稿》，也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当然，象皎然这些诗人，虽然认为诗与禅是对立的，可并非如宗呆那样认为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比如皎然曾称赞支道林是“佳句纵横不废禅”(《支公诗》)，就是说，他能写出很多佳作，可并没有妨碍禅寂，如果处理得好，对立的两件事还是可以兼顾的。僧齐己《自题诗》云：“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所谓“禅外求诗妙”，正道出了诗与禅之关系的两面；说诗在“禅外”，这是对立的一面，说僧人在参禅之外还可以写出妙诗，这又是二者相容的一面。后来的苏东坡也说过：“哪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次王巩韵》)“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送参寥师》)也都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指出诗与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皎然在《诗式》中最推崇他的十世祖谢灵运的诗，而他认为谢灵运之所以能写出好诗来，是因为“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诗式》卷一《文章宗旨》)。刘禹锡曾夸赞一位和尚的诗写得好，认为这与僧人的禅定有密切关系，即所谓“因定而得境”、“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秋日过鸿举法师便送归江陵引》)。苏轼《送参寥师》亦云:“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这里，他批评了韩愈所谓的僧人清心寡欲就不会有好作品的说法，认为正因为僧人心静，才能清楚地感受到万物的活动；正因为僧人心空，才能广泛地容纳各种境象。此外，除了指出诗借助于禅，人们也指出禅借助于诗，比如皎然的“道外之交”李遐叔曾为一位和尚写过一篇碑文，其中说：“翰墨者，般若之笙簧，词赋者，伽陀之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