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流媒体与中国的话语权时代

再论一流媒体与中国的话语权时代

■　刘笑盈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话语权时代的到来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我们如何准备迎接这样一个时代,也是所有的理论工作者所应当思考的。本文试图在明确中国话语权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假定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就一些新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关键词】　一流媒体;话语权;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2009年6月,笔者曾在《中国投资》的第6期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流媒体与中国的话语权时代》的短文,提出了我们准备迎接“中国话语权时代”的命题,简单阐述了媒体与话语权的关系,所以本文为“再论”,就中国话语权及一流媒体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述。

一、中国话语权时代的到来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影响已经开始超越经济而深入到了政治、文化和全球性问题等诸多领域,中国也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需要准备迎接一个属于中国的话语权时代了。

获得媒体的聚焦是获得话语权的前提。我国学者早在2005年就开始关注到了国际媒体的“中国热”,最近几年,可以说热度不减。2008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考验,也得到了世界媒体前所未有的巨大关注,是一个关键的年份。与以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媒体在经历了对中国报道的“正反合”之后,①开始了一个对中国从俯视到平视、从轻视到重视的转变,②在这次中西报道冲突中,中国明显表现出了拒绝被西方媒体所建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也是我国话语权提升的基础。

2009年中国开始向世界提供自己的主张。3月,就在G20会议召开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关于世界金融体系看法的文章,其影响犹如巨石入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几乎所有的世界主流媒体都对此做出了评价,甚至美国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长盖特纳,乃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都迅速做出了回应。抛开回应内容不谈,这种反应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富有意义的信号———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提升。如果说周小川的文章只是一个信号,那么到了9月,胡锦涛的美国之行就是这一信号的进一步扩大。胡锦涛主席在四大峰会上就不同问题提出了我国的主张,胡锦涛在G20会议上的讲话英文稿遭到了与会记者的疯抢,中国的立场不仅得到了世界的关注,而且我国所关注的问题也大部分被写入了会议文件,“中国话语权明显提升”。③西方媒体评论中国开始“有话就说”,正在积蓄力量发出“大国声音”。这一动向值得学术界重视。

从研究国家形象到研究国际话语权,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如果说国家形象的概念比较“虚”的话,那么话语权研究就是从“虚”到“实”的一个重要过渡。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对话语权问题的初步研究。④应该说,学术界的表现还是敏锐的,抓住了时代变化的动向。学术研究也开始从比较具体的国际舆论表现开始向理论纵深发展,但是相比于国家形象研究的数十本专著和上千篇文章而言,国际话语权的研究还显得极为单薄,也不够系统。我们认为,这一课题是需要大力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至少有以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话语权的实质与表现?话语权的中西方理论基础是什么?国际话语权的转移是如何实现的?美国是如何控制国际话语权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获得话语权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中西话语权之间如何对接?媒体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打造我国的国际一流媒体?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需要时间和人力的大量投入,本文也只是就其中的部分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话语权的概念及国际话语权的转移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

一个词。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理论,都是话语理论的思想基础。关于话语权,我们可以得到的认识有如下几项:

11“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话语不仅仅是指应用中的语言单位,而且“话语是制造和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话语权也不仅仅是指说话权,而是指控制舆论的能力。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 wer)。或者用我国学者的话说,“‘说话权’和‘话语权’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话权可以体现为寻找发出声音的权利,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⑤因此,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21在话语权中体现了权力和价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尊地位以两种方式展现自身,其一是‘支配’,其二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⑥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福柯那里,权力和话语则成了他理论中的核心词汇。在他看来,“权力形式是一种知识方式”,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⑦而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31话语权的基础是由经济、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所决定的,但是话语权本身则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软实力,是靠传播来体现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媒体是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媒体话语权。

41国际话语权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际社会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影响力,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从本质上说,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务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观点、利益和逻辑做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⑧目前国际话语权体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表现为公共领域的全球化趋势。

51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层面是国家利益的表现,是国际政治权力,但是其背后更深层面的表现是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又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两个部分。社会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

61话语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正如福柯所言,“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⑨福柯提出了话语内部秩序控制的三组力量:外部力量的控制、话语内部的控制和对话语主体的控制。从宏观方面我们可以说,话语权与硬实力有关。尽管话语权是相对独立的,但是硬实力始终是话语权的基础。从媒体的角度看,媒体的话语权表现也受到制约。媒介传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取舍的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在国际传播方面,话语权的价值观制约就更加明显,由于国际新闻是“错位的新闻”,所以体现出了更强的主观性和国家性特征。⑩

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提出了“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经指出,世界的软实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许多国家都曾经获得过领导世界的“软实力”,例如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话语权的转移。

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是创办了《时代》《幸福》《生活》三大杂志的著名传媒人物卢斯提出来的。1941年2月,他在一篇名为《拥抱美国的世纪》的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美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已经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他声称:“想想20世纪吧。这是我们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碰巧生活在这个世纪里,而且因为这是美国主导世界的第一个世纪。” λϖ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开始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世纪。直到今天,美国的话语权依然极其强大。美国话语权的获得及表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得出了观点与声音多元、思想储备和从不缺席等美国的经验。 λω

可以说,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国际的话语权也在不断的转移和变化中。目前,西方或者说美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松动,国际舆论格局的多元化正在出现,我们也希望在这次的话语权转移中,中国能够成为关键角色。

三、国际舆论现状及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有利与不利条件

概而言之,目前的国际舆论现状,我们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