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的各自优劣

中西方哲学的各自优劣

一、爱智慧论

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在古希腊，它意味着爱智慧，也就是对智慧本身的追求和热爱，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神圣目的。所以当年日本人最初译这个词为爱知，后来才从古汉语中拈出一个哲字，改译作哲学，意思是智慧之学，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用的译名。虽然后来日本又有人把这个译名改了回去，但中国人一直没有跟着改过来，我们觉得哲学这个词用得很顺手，也很容易理解。

但把爱智慧译作哲学，这一译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错位。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有智慧，但一直没有爱智慧，有智慧之学，而没有爱智慧之学。

前几年国内学界争论得轰轰烈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时，他讲的哲学和汉语语境中的哲学讲的并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国内学人却连他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一轰而起，纷纷指责他的西方中心论。

其实，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哲学这个词。如果理解为爱智慧，则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也没有。

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研究智慧的，总是为了别的目的，如解脱烦恼，长生久视，如治国平天下，如协调人际关系。

然而，如果把哲学按我们通常那样理解为智慧之学，中国当然自古就有了，今天也还有的是，甚至是铺天盖地，从娃娃抓起。广告词里面天天念叨道可道，于丹讲《论语》、讲《庄子》，儿童读经，都属于此列。这些智慧之学是要叫人受用终身，但不是叫人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秘密，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老百姓学了智慧之学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养生，当官的学了可以青云直上、稳座江山，企业家、军事家学了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商场。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计功利、只求兴趣的倾向。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观察天象的知识用于预测橄榄油丰收，就发了大财。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腊哲人明明知道知识的用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却并不看重这种用处。

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开路。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

学起源于惊异。

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追求。什么是爱？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爱，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而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直接称之为神学，柏拉图也将世界划分为感性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导致西方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以，爱智慧从古希腊以来就意味着某种超越性，不是用于别的目的，而是超越于一切目的。

当时只有智者派是标榜知识的用处的，但这种用处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恰好是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他们自称为智者，适应着当时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智者们教人辩论术和修辞术，贩卖知识，收费授徒，其实际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能力。

但即使这种收费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也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们特别受到苏格拉底的嘲笑。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为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有无限的距离，凡

人不能自称为智者，只能称为爱智者，他自己则称自己为自知其无知的人。

爱智慧的研究当然也会提高人的素质，但这只是后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而是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爱、去追求，令人神往。因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而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神。所以苏格拉底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自己对神的最好的侍奉。

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种人神之分更加极端化了。在《圣经旧约》中，人不配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是上帝的专利，人类僭越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就是犯罪。正是这一犯罪的意识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间的无限距离固定下来了，人要取得上帝专有的智慧，必须通过并基于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换言之，人对智慧的爱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

因此，所谓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虽然导致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蒙昧，但究其根源，并不是一般地对智慧本身的贬低和仇视，而正是因为对智慧看得太高了。爱和智慧的分离使得爱本身成了反智主义的信仰，但这种反智只是局限于人的智慧，而并不涉及上帝的智慧。

东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以智慧命

名的，西方人取索菲亚为人名的也极其常见。所以，中世纪是以贬抑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恰好曲折地表达了西方文化对知识和智慧的另一种更高的推崇，总地来看，仍然是以爱智慧为其一贯的传统。这就为后来的知识、智慧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近代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性的复苏，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前专属于上帝的智慧也被降为人的一种基本兴趣了，因而人也被提升为最接近于和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对知识和智慧的爱重新占据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毕生投身于对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发现，以及利用这些发现进行发明创造、艺术创新，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是为了好奇，为了探索真理，为了了解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的。

人和上帝相比仍然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性本身被赋予了有限的神性，人是上帝的摹本。正如牛顿在《光学》中所说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