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经济学课程报告

资源环境经济学课程报告

题目：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与城镇化进程探讨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当前，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以发展小城镇，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为特征的新农村运动如火如荼，但如何提高现有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充分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急待研究的问题。

一、土地资源配置现状

现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建设扩张速度远高于城镇人口增加速度，据相关机构统计，2010年国内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约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约26%。有的城镇人均综合占地已经达到约110平方米，这是人均占地资源比我国多十几倍的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尽管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很大，但是由于城市开发迅速向周边蔓延，城镇区域的总人口密度仍然较低。一些地方为了提高城镇化程度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盲目地大拆大建进行土地开发，不切实际地建设“国际大都市”，大搞政府机构大搬家和“大学城”规模建设，到处大办工业园区建设。有些地方出现没有大

学的“大学城”，没有工业项目的“工业园区”，个别“大学城”“、工业园区”的占地面积甚至达到该城镇区域面积的20%以上。这种土地开发利用的短视行为和不合理现象，致使大量的优质耕地成片被毁，造成建设用地比例和自然状态下的土地资源消耗过快，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高，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国情不相符，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乡村和城镇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加速城镇化进程将对我国现阶段“三农”和“三化”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并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有关城镇化的国家政策指出：“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城镇化也是集约利用土地和优化配置土地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发生的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方式、产业演进与发展速度、城镇规模成长与

空间布局均具有阶段性规律，一般认为，城镇化超过30%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改革以来发展较快，全国城镇人口由1980的1.35亿发展到1995年的3.49亿。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建立，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促使城镇化进程有实质性进展。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上升到66557万人。显然，我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初始时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将伴随着占用更多的土地，这将给如何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城镇化关系

(一)城镇化快速发展要求进一步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城镇化的主要定义是源于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城镇化广义的概念，还包含着乡村建设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建设和城镇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主流方面来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必然加速城镇人口的增加，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占用大量的农用土地，这就要求对土地资源作进一步优化配置。城镇的规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然而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建设要占用大量土地，这是无疑的。但特别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城镇建设用地占用的土地中大部分还是耕地。因为出于技术和经济的原因，城市对土地要求苛刻，一要求建立在适用土地上(对土地的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地下水埋深等有

要求)，否则基础设施和交通工程就会复杂化；二要有充足的水源保障，这是城市工业和居民的生命线；三要有蔬菜等副食供应基地，需要相应面积的郊区规模。适合城市用地这些特点的大多正是我国最短缺的耕地。

(二)合理的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化发展

土地制度通过重组农村土地与劳动力配置影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进而影响我国整个城镇化发展进程。农村土地制度主要从土地产权"土地制度效率以及土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三个方面作用于城镇化。农村土地产权从产权可分性"产权激励性"产权交易性和产权稳定性等方面间接作用于城镇化。农村土地制度衍生出来的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对城镇化发展具有两面性。纵观土地制度变迁与城镇化发展历史，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城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我国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回顾思考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实践，可以认定，加快我国进入城镇化中期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天津、江苏、辽宁等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地区开始围绕中心城镇与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通盘考虑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一体化研究开始了理论的探索，研究重点包括系统研究、领域研究和区域研究等方面。城乡一体化十分注重乡村城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城镇化快速发展方向。

四、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模式探讨

一种有效率产权结构包含的权力是安全的、完整的、可转让的，并赋予产权主体确定的权利，且这种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力是不可执行的产权形式，也不能保证产权制度的安全性。因此，要实现一项产权制度的变革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包括立法在内相关程序，而立法又将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因此就有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产权制度的不安全、高交易成本、不完整和随意的执行以及基础设施的缺少，再加之各地传统的风俗文化差异，产权的执行效果受到严重地制约。

可见，实施产权制度的强制变迁必须做到理论与现实国情的有机统一。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处于集体共同所有制阶段，相比其他两种产权模式，效率最差、问题最多；因此，对于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应当坚持遵循渐进的变革原则，在完善现行家庭承包制这一共有产权的基础上，先尝试过渡到国家所有制阶段，然后逐步实现土地产权清晰到个体的私有产权形式。

（一）明确农地产权主体改变土地二元结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及两种土地产权结构反映在农村土地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城镇边缘地带的土地，可以转化为城镇化用途，有比较快的升值空间；另一种土地离城市比较远，农地转移的价值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可能也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城乡边缘的农民，本身就业己经发生改变，其收益更主要的是从土地转让及升值中获得；另一种是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农业依然是其主要收人来源。这种制度下，两种土地、两种农民，农地主体究竟是谁更难明确界定。产权主体不清晰容易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