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和谐共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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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原则和处世待人的方法。
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
”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
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然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
“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
”,“世风日下,中庸横行。
”诸如此句不绝于耳。
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
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甚至几乎忘却有关。
1.中庸之道的基本内涵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
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
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
标。
“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2.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平常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头,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
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就是做下属不要低三下四,为上级不要专横跋扈;就是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
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3.时中——审时度势,与时偕行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时中”。
“时中”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了解和认识,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
”
“时中”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时刻注视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以
变应变,以变制变,随需应变,变中求生,变中求胜。
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外界的变化不问不问,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4.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
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很明显,在这
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游戏规则。
同时,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5.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
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
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
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6.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末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
“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
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
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
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
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他虽然没有耀眼的精彩,却留下了人生的绚烂。
7.学、问、思、辨、行——职业成功的五步骤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
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
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8.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
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
事实上,“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
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要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
所
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
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
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
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处事必将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
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
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
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
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
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能“从善如流”,结果由“择善固执”而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
国学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
”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
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