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但是宋江的这种“忠义”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了的，是一种愚忠，因此这种忠义也就使梁山好汉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统治阶级的鹰犬，而这种忠义因恶人当路，统治阶级不是真心收降，而必然走向不归路，致使宋江忠义的理想幻灭，酿成水浒悲剧，英雄豪杰们为忠义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奸人所害，宋江自己也是饮酒而亡，就是在他临死时，还是不忘“忠义”，怕李逵造反，也要李逵饮药酒，并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义不负朝廷，恐你造反，坏了梁山“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可见他至死不悟，愚忠到了极点，而李逵讲忠义舍命陪了宋江。这种忠义让人哀之，痛之。因此说忠义使英雄们走向了末路。
（一）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一种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名称不一，花色繁多。他们用忠义的旗帜来募兵，召集地主武装，组织“忠义社” ，对其中头头委以官职。他们用忠义敛财，号召地主富民“献纳储蓄，以助国用” ，叫做“忠义户民” ，也同样委以官职。他们还用忠义之名招降策反，凡北方政权众人来归顺，甚至汉奸来投奔，都赐成为“忠义归朝人”或“忠义归正人” 。
“忠”是忠于朋党，忠于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但这里的“忠义”都是狭义的，众英雄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将忠义的内涵扩而大之，将反抗目光转向金人，这些变化是在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厅”之后，这是“忠义”质的变化，忠义内涵由狭义变为广义，由忠义于朋党、人民扩而大之为忠义国家、国君，因为国家是国君的代表，为国君效力，抗击外来侵略，到以宋江完成了易帜之举，为招安做好了准备。
忠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总是阶级的道德。不过他长期被统治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把它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甚至把它们设想为一种使命。这种把统治阶级自己的思想赋予普遍性的形式，是会使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被压迫阶级习于接受。加上忠义的实质是忠于王室、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也是把国家描写成驾于社会之上的。忠义也要求忠于君主，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也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因此，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国家的崇拜，是忠义观念、政策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往往把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忠义又含有爱国的内容。
明朝人评论宋代的招抚政策说：“宋固仁厚，流为姑息”。不是“仁厚”，并非“姑息”，而是由于政治危机。自北宋末期到南宋，封建地主国家几乎时时刻刻处于覆灭的边缘。大搞忠义政策是他们开的一张挽救自身的药方。自北宋到南宋，从最初民间的忠义社等各种社会力量，到南宋王朝的忠义政策，情况错综复杂。但可说明，忠义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成为思潮。《水浒》的产生，与这种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二）宋代统治者从他们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大肆提倡收编那些民间的抗金部队，一律称为“忠义军”和“忠护军” 。宋代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广泛推行的以忠义为名的招抚政策，照直说，就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的升官发财的引诱。开门见山地说这种政策的特点是当时流行的言语：“要高官，受招安” 。鲁迅深刻地指出，这类谚语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精华的结语。
根据《水浒》的描写，宋江的“替天行道”的忠义，是九天玄女①为他制定的。《水浒》的四十二回第一次出现的“替天行道”的口号，第七十一回宋江正式挂起那面黄旗，天降石碣上有镌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这样宋江的忠义就完整而“得体”了。“替天行道”的忠义既有别于在朝派的忠义，又有别于一般在野派的忠义，而是效聚绿林人物的忠义。然而《水浒》的作者又告诉人们，宋江的忠义是广得人心的。宋江的忠义获得了上至东京皇帝赵佶，下至济州知州张叔夜这一伙“圣主”的赏识和褒奖，博得了众多江湖好汉甚至黎民百姓的感念和敬仰，还博得了九宫山道士罗真人、五台山和尚智真的欣赏和称赞。真是三教九流，众口交誉；朝廷草野，言之凿凿，似乎是有口皆碑了。
从《水浒》作者所描写的宋江受招安的全部行动来看，宋江的“中心愿”也包含了打方腊的内容，因为这种行动虽然不是平虏，却也是作者所认为的“保国安民”的范围，这就是说，《水浒》描写的宋江的忠义，表现在宋江的行动上，就包括了征辽和打方腊两方面③。
而在对《水浒》的研究中，一般容易看到宋江的忠义引导农民军走向投降，而不太注意征辽中描写忠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内容。第八十五回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指出两条道路：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销宋朝。而宋江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样的忠义观，大致也是《水浒》作者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却也不能过于夸大，并由此得出宋江受招安“人民要求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合作抵制外侵的思想底蕴”。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DIV id=content><script src="/mx/baid.js"><DIV id=viewad><script src="/a/l什么农民起义，也不是在宣扬什么投降主义。凡此，皆是其社会客观效果的某一方面。南宋以来的水浒故事，是特定时代的一曲昂入云天的“乱世忠义”的颂歌。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又从而集其大成。
我觉得《水浒》中大事宣传的宋江的忠义是南宋的社会思潮，②并且还是当时封建政府提倡的一种政策。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约相当于十二世纪开始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穷于应付；他们对来自北方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水浒与忠义，须臾不可离”。这不仅是说《水浒》的提名时常冠以“忠义“二字，主要还是说它的实际描写中具有忠义的内容，并且还是它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社会出现的忠义观念，它的核心是忠，因此忠义二字常常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偏义复词”——忠义的“忠”字。按照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的要求，不仅在朝的人，就是在野的人，也要讲忠字，所谓“在朝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是君不二是为忠”，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这种意思。
根据南宋人的记载，宋高宗绍兴年间，封建朝廷招降的既定方针是“每招致，必以厚爵” 。这个方针一直到宁宗、理宗时代，还继续沿用。不是厚爵，就是厚饷厚禄。众官禄的引诱，配合着忠义的口号，对农民起义发生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它一方面又使起义军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上钩，从而引起农民队伍的分裂，甚至导致失败；别一方面又使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流氓分子和野心家，自觉地利用这条“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投机革命，打入起义队伍，起着从“内里蛀空”的作用。
由此可见，《水浒传》的“忠义”内涵复杂，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因此《水浒》中描写的忠义，即作反叛，又行忠义，统一起来，叫做“替天行道”的忠义。
我们知道，历代的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习惯于把忠义之名赠送给他们的贤臣，而且是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人物。最早的忠义大臣据说是比干，李元操为陈暄帝撰写的祭比干一文中称赞他“忠逾白日，义概秋天”。向宋朝统治阶级那样把忠义之名慷慨地赠送，忠义社，忠义军，忠义户，忠义人┅┅几乎是忠义的帽子满天飞，却是历史上的新鲜事，是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对后世封建统治阶级发生过影响，一直到清代同治年间，封建官僚“抚驭”当时的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宋景诗时，也要激以“忠义”。
“义”是正义，是由不义引发的，统治阶级中以高俅为代表的腐化堕落、欺男霸女，为非作歹、妥协投降、危害国家、多行不义，致使“官逼民反”，各路英雄豪杰义愤填膺，走上反抗之路。由于英雄们都不满现实，意气相投，故晁盖上了梁山当了首领后，将“分赃厅”改为“聚义厅”，提倡“义”字当头，要讲义气，讲究除暴安良。他这是一呼百应，因为这符合绿林豪杰的性格特点，是英雄们的共同点和一致愿望，故星火成了燎原之势。一百零八将中杰出人物鲁智深便是以“义”字投奔水泊梁山的。那日他与朋友饮酒，偶遇金氏父母，二人哭诉镇关西欺骗、威逼他们的经过，刚一听完，鲁智深便怒发冲冠，要去打抱不平，最终三拳打死镇关西，为避难出了家，又因为仰慕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而野猪林仗义出头，义救临危的林冲，最终投奔梁山。
确实，《水浒》中出现的征辽描写不是偶然的，这是作家宣传忠义观一个方面，也是他为什么要写宋江受招安的一个原因。凡是比较熟悉《水浒》的内容的人都能发现，七十一回以前，书中主要描写宋江怀有忠义，并望招安的思想和心情。唱出《满江红》词以后，却急转直下，宋江也就立即要到东京去了，这首词曾一度被骂为“投降宣言书” 。但仔细分析，下阙的开头几句，值得注意，“统才虎，御边幅”号令明，军肃威。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就和后来的征辽相呼应的。也和前面的第三十回宋江和武松的一番话相呼应。这番话也曾一度斥为投降派语言，不妨引录如下：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这段话中无杨志二字，大概因为杨志无须武松“撺掇” ，第十二回杨志早就透露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封个封妻荫子”的思想。
也正如上面所说，鉴于南宋各种忠义名称的复杂性，我们作评论时要坚持两条：一、当忠义这个口号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时，那就是否定的。二、当忠义这个口号主要表现为反抗金王朝统治者的侵略和压迫时，我们对他的评价就应该是肯定的。评论《水浒》的忠义，也应该坚持这两条。
《水浒》中描写宋江的忠义表现为抛弃梁山，取消造反，接受招安，这是十分清楚的，当然是投降的行径。但《水浒》宣扬的忠义是否含有反抗民族侵略的内容。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水浒》描写的征辽、打方腊问题的看法。
总之，宋王朝这种“忠义政策”无非是要达到几种目的：第一，是为了把各种抗金势力纳入他们的政治轨道，为他们利用；第二，瓦解或者改编那些农民起义军。面对抗金的农民队伍，又正可以用忠义之名，诱使他们放下阶级斗争的旗帜，放弃进行阶级斗争的任务。南宋王朝在对金的关系中有主战主和之分，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但总的说是投降主义的。因此，被收编了的农民义军的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也就往往被限制和取消，第三，更好的利用各地的民团一类的地主武装，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
《水浒》这部小说，数百年来毁议纷纷，但它一直广为流传。它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官逼民反”仍然深刻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凡此种种，只能导致这样的结论：《水浒》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