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提高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浅谈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提高内容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

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

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法制宣传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所以，提高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本文试就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第三部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普法教育依法治国法制建设所谓“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即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及执法、守法的自觉程度等等。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

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

那么，如何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

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

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

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

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

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

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

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讲的那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管政法的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是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前提。

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建国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水”涨了，依法治国之“船”才能真正地高起来。

二、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现及成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法制建设有了迅速进展，全国人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同过去相比已大大增强，干部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开始知道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干部职工对于与工作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办事能够考虑到法律的规定。

这个初步的成绩虽是十分可喜的，但距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还不够，距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差得更远。

实际生活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目前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仍然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

他们当中有的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损害法律的尊严，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任意决定拘留或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去干一些非法侵害了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这些现象说明，在我国公民中，包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个民族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多方面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现状同样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所形成的：1、我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2、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3.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也影响了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

5、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新社会制度和国家机构，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国民党政权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但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有和革命法制的作用宣传教育不够。

从以上分析中完全可以看到，造成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提高全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渝的努力才能奏效。

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革命，是一项十分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由于这一任务相当迫切，需要从现在就着手做起。

根据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途径入手：1.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了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从1985年开始，我国先后进行一系列普法教育，普法教育在提高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由于基础差、起点低，广大公民法律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多，法制观念还不够强，正确的法律观点树立得还不够牢固。

总之，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

为此，我们还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普法教育力度，大力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2.建立起有利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外在环境.我们所指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法制书籍、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的熏陶；包括各种关于法制内容的电视、电影、戏剧、曲艺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熏陶；包括各种关于法制内容的标语、图片、黑板报、橱窗等形式的熏陶。

凡此种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和视觉、听觉环境，就可以形成对人们意识的渗透，从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目的。

3.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严格执法.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的另一种重要途径，是社会上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法制实践活动。

如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人民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地在全国各系统、各部门开展依法治理活动；如果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严格认真地履行执法职责，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案，严格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人的责任，那么些，就能够真正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就会产生一种强制导向的力量，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对法制权威的信任和服从。

久而久之，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3）《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2版。

（5）《社会主义法治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法学系：李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