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

西方罪感意识分析
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 关键所为在于具备了复归上帝的“禀赋”。上帝是个参照系，我 们知道她（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性别？）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落到 实在的具体行为就是爱、爱、再爱，无限制的以上帝为崇高的榜 样（当然，这种榜样只能是人类无限的趋同但永远无法企及）。 为什么言及‘爱’？因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实，这是无法一笔勾 销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补救。正如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已 无法倒拨时钟来改变历史，怎么获许她的谅解，那只有加倍的对 她好，让伤害在洪水般的爱意面前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推及 至上帝面前，就是爱，爱上帝，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朋好 友，爱人类，用全部的生命涌出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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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感文化之所以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其本质原因在于西方的 基督文明。罪感的产生无非是‘我’犯了罪，而后形成的心理机 制，是人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圆满和恶性恶行，这些认知都是从 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比衬出来的。众所周知，“原罪说”是指人 背叛了上帝，经不住外在恶魔的引诱，还有人内在欲求的冲动， 以至辜负上帝的厚爱，做出了违背神圣意旨的罪行，远离了生命 的本真状态。正是因这不当的行为导致人必须忏悔救赎，以待再 次投入上帝的怀抱，达到人神的和解。忏悔的前提是承认罪行， 承认救赎之旅是通往神性的必由之路！那么显而易见，罪感的实 质是一种负疚，是认可人类自身的破缺，是以上帝作为终极灯塔 来指向人的行为意义。‘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要向上帝 忏悔；‘我’的忏悔，可使‘我’能回归到上帝的仁爱下。这便 是罪感文化的一个圆形内在结构，从上帝那里出来，最终回到上 帝！所以，从这文化本身着眼，我们得知：人是渺小可悲的，生 命是脆弱卑鄙的，人不可能凭借自身所禀具的才智去认知这个世 界，人唯能做的便是扑倒在上帝的脚下，祈求上帝神性的光辉普 照‘我’！
西方罪感意识比较
中西方的罪感意识的差别表现为罪感文化和耻感 文化的差异，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中西方罪感意识差 别的体现。 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 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 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 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 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 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 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 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 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 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中国罪感意识分析
但进到社会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 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只有帝王是“天 子”、是最尊贵的。帝王之下的臣民绝对不能称天子， 有敢于称天子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取而代之果真 当上了天子；二是被杀头。在正常的情况下，臣民们在 天子面前都是卑贱者，并形成了普遍性的罪感意识。就 是说，在君主面前，一般而言，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 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 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
托尔斯泰的罪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意识
托尔斯泰在写完了《复活》以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鸿 沟这个问题始终令他十分困扰，因为他总也解决不了。这就是他 罪恶感和忏悔意识的来源。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他总 是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面对社会的悲惨世 界，发出了“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是在询问自己，认为自 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但是他在饥寒交迫的底层人民面前，没 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姿态，相反，由于被“自 己有罪”的念头所折磨而显出卑微与恐惧，忏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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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 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给人的善恶 打分,也就是审判。西方基督教“原罪说”是在西方文明 的滋养下成长的人自然摆脱不掉此种“罪感”，那么细 细地对这“罪感”加以剖析，自然也便有助于更好地参 悟晦涩的西方经典文本的深层价值指向。 罪感文化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 的都是“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 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 “道德标准”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 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 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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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下的罪感意识与忠孝观念的绝对化也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关 系由尊卑、贵贱、长幼构筑，相应的观念是尊尊、长长、亲亲，忠孝观念则是 集中的体现。孝观念主要是维护亲亲，忠观念是维护尊尊。在发展中，忠孝逐 渐一体化，移孝于忠，到了战国后期，忠的观念上升，秦汉以后，忠更重于孝。 如果忠孝发生矛盾，孝要服从忠，即所谓大义灭亲。忠孝一体化与家国一体化 是相匹配的。忠孝对维持社会与家庭秩序都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孝道中对父母 的敬、养，忠对社会公共理性的恪守与尽职等，在历史上与现实中都是不可或 缺的。但历史上的忠孝都具有绝对化的内容，比如孝道的极致是孔夫子说的 “无违”；忠的极致是“危身奉上”、“专心事于主”。忠孝的最高精神是 “顺”，顺的初层是服从，进而到盲从，一切都听“上”的，“上之所是，必 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最高的是献身致死，即 “尽忠报劳以致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忠孝培养的是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种崇拜是以臣民的绝对服从与自罪为基础 的。反过来说，没有臣民的绝对服从和罪感意识，绝对的权威主义是难于建立 起来，也难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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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邵雍也说： 宋儒邵雍也说：“人之所以能 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 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 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 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 口能收万物之味。 口能收万物之味。”（《皇极经 观物内篇之二》 总之， 世观物内篇之二》）总之，从天 观物内篇之二 生万物与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看， 生万物与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看，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是天地的骄 没有天生的原罪意识。 子，没有天生的原罪意识。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呐喊是 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不忍受自己的特权 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 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 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 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可见托尔斯泰的 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所拥有精神的一个代表。当 然这种罪感意识不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的思想中，但是对于俄国很 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罪感意识，其意义也就相当于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古训，他们都是致力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
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
所谓“耻感文化”是海内外学者对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概括， 这个概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儒家文化而作的。它的提出是与西方 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顾名思义，所谓耻感文化便是注重廉耻 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中的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 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 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多由别左右着自己 的行动。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耻感文化下培育出的像极了工业生 产中从流线下来的一件件大同小异的产品，缺乏自己的个主张， 更多的心态是一种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中的道德观念中在关于 耻辱方面有较强的社会倾向。如果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 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 和：“这是对的。”即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 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 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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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罪感意识分析 西方罪感意识分析 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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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从源头上说，人是从那里来的？ 细分有不同的说法，但作为我们主流文化的回答是十分清晰的，也是十 分肯定的，这就是“天生人”或“天生民”。天地是万物之源，而在万 物之中人是最贵重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 子·王制》）我们先哲虽然大讲天人合一，但在实践上更重视“制天命而 用之”。这句话是荀子提出的，但在其前，墨子已经讲过人可以通过劳 动（他的用语是“力”）从自然中获取和创造自己需要的物品。墨子还 深刻地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创造物品，禽兽仅靠自然 物生存。汉代的董仲舒也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 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 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 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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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罪恶观的差异在于， 中西罪恶观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对于罪恶的理解并不超越此世 范围，一般认为罪恶是社会现象， 范围，一般认为罪恶是社会现象，可以通过人的罪恶修养和正义行动加 以克服和消除。这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 以克服和消除。这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文化不刻意渲染人 生的悲剧感，而倾向于用肯定积极的情感色彩解释人生。 生的悲剧感，而倾向于用肯定积极的情感色彩解释人生。而眺望西方文 化时，我们常常会在惊心动魄的奇迹， 化时，我们常常会在惊心动魄的奇迹，神秘狂热的气氛中感受到一种厚 重的自责和自问，体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和遗憾， 重的自责和自问，体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和遗憾，这种复杂的精神 气质即为“罪感意识” 它孕育于西方宗教文化之下， 气质即为“罪感意识”。它孕育于西方宗教文化之下，是面向彼岸世界 的人们对自己有限的存在所感动的惊恐与畏惧的情感深化， 的人们对自己有限的存在所感动的惊恐与畏惧的情感深化，它强化了西 方人对自身存在的悲剧性体验，是西方悲剧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方人对自身存在的悲剧性体验，是西方悲剧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我们 所说的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便是西方罪感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 所说的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便是西方罪感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托尔斯 泰晚年离家出走，就是这种罪感意识上升到一定程度， 泰晚年离家出走，就是这种罪感意识上升到一定程度，其所做的赎罪行 卡列尼娜中，这种罪感意识也有非常深入的体现。 为。在其著作安娜 卡列尼娜中，这种罪感意识也有非常深入的体现。 当然对于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也有这样的评论”罪感 罪感， 当然对于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也有这样的评论 罪感，只是一种 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来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来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对于置身于不公 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 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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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愚昧化是自我错误感的起点，那么臣下的“自罪”则是责任的自我 判定。面对着君主，臣下首先是一个负罪者，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大抵 都要先表示自罪。“待罪”一词成为官僚们任职的形容词或代称，足以说明 臣下的罪感意识的深重。宰相位极人臣，但常自称“待罪宰相”，其下者更 不待言，如臣被任命带兵，则自称“待罪行间”。许多官僚常常泛称自己的 任职为“待罪”。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创造出“待罪”这样一个词？这中固 然有谦称的含义，我想根源是主臣关系体制的产物。别的不说，在古老的传 统里，功要归君，罪要归臣。为臣的义务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要维护君主声誉， 处处事事“不忘增其名”。墨子有句名言：“有善美则归之于主，而所怨谤 在下。”又说：“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战国时期魏 国著名将领乐羊一次邀功，被魏文侯拒绝，他立即改口说：“此非臣之功， 主君之力也。”（《战国策·秦策二》）韩非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 臣任其罪。”《礼记·祭义》说：“诸侯有善，归诸天子。”至迟在战国时期 已形成一种公认的臣德，即忠臣要“令谤在己，誉在上”，臣下“不洁其 名”。就是说，忠臣要替君主受过，不为自己辩白。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之一 是“为君隐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