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再谈晚清女主慈禧

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再谈晚清女主慈禧

张晶轩一三历建 1350356

引言：说到慈禧，人们往往认为她与清朝的灭亡以及清末国人蒙受外国的列强的种种屈辱脱不了干系。近年来，也有学者逐渐为慈禧洗白，向人们展现了她更多重的特征。在本文中，我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两件在清末与王朝走向密切相关的事件入手，分析慈禧在这两个事件中的角色，并对她重新进行评价。

关键词：慈禧；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1.事件分析

1.1慈禧与戊戌变法

有些学者认为，慈禧太后不应承担戊戌变法失败的全部罪责，其原因是维新党本身的做法过于激进，缺乏思考，本就无法独挑起变革的大梁，反而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如英国公使窦纳乐，在政变发生不久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 “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 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而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则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的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这些说法作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存在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要使慈禧叫停变法之举的罪责全然抹除并不合理。

维新派提倡的变法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变法主张。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中的实务入手，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在思想层面上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并无不同。慈禧对变法持默认和支持态度的实际便是变法的这一部分。

第二种则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他们把官职和人事变革作为变法的突破口，有着强烈的改制倾向。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是较为彻底的变革，若能付诸实践，会是一个振兴民族的大好时机，大大加快政治变革的进度。当然，他们有时显得较为激进，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必须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出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等。但没有激进也就没有缓进，在政治改革上，只有适当的激进能不断地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确，维新派在当时是缺乏政治经验，他们的主张也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仍是一个能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好机会，而慈禧也应当承担这一叫停的罪责。

1.2慈禧与清末新政

1900年6月17日晨，“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眼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西逃。1901年1月30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终于松口，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称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 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正式推行“新政”。

行政制度上，新政裁撤或合并了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军事制度方面，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 取消武举, 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控制各省的新军。教育制度方面，颁布《学堂章程》，命各省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

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5年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法律制度方面，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等，并参照西方的法律修订了《大清律例》。

可见，慈禧晚年实行新政中的一些改革举措, 事实上与百日维新非常类似，甚至有些超越了百日维新，达到的成效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05年，慈禧决定派出五大臣出国去“考察政治”。五大臣归来后，清廷在正式颁布的“备仿行宪政”谕旨中，借口说“目前规制未备, 民智未开”,只有先作准备，“侯数年后规模粗具, 查看情形, 参用各国成法, 妥议立宪实行期限, 再行宣布天下。”这就是慈禧生前认可的预备立宪措施。

1.3总结

从慈禧对戊戌变法先首肯后叫停，后又推行新政的状况来看，慈禧并非是个不思进取顽固不化之人，其之所以叫停戊戌变法，主要矛盾在人事问题，也就是由谁来变的问题。当维新派的行为威胁到了其地位，变法就成了“革命”, 她必要将其扼杀。对于政治变革，她始终抱着警惕的态度，无论是对于康梁的政治主张，还是其日后自己推行的预备立宪，其表现给人的感受是她始终不愿真正放下权力，并无真正实行政治变革的诚意。其推行的新政其他无关政体的变革措施，则取得了一定成效，让社会风貌有所改变。但正是她先前的顽固保守，已使她丧失了改革的大好时机，推翻清政府的浪潮已滚滚而来。

2再评慈禧

2.1阶级局限性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脱离其本身的阶级立场和历史环境。慈禧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维护祖宗之法、维护阶级利益是其合理的思路。而政体改革必然将牵涉到大清王权之削弱，法制之变革，必将严重动摇大清统治之根基。《孔明传》说：“继先祖之志为孝。”历代继承基业的帝王最害怕，即是在自己手中丢掉江山，成为亡国之君，从而有愧于地下先祖。

当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是更加顾全大局的地维护民族利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慈禧始终在改革和守旧间徘徊，直到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她在思想上所最终能达到的高度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中找到一个尽量折中的方式。这个过程是符合一个人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的，毕竟慈禧作为一个自幼饱读孔孟之道、崇尚传统礼教的传统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要求其一蹴而就地达到对局势的清楚认识并放弃手中的阶级利益，拥有超前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属后世对其过高的要求。因此，考虑到其阶级局限性，她的行为在当时不可谓不合理。

2.2开眼者

由史料可见，在咸丰帝时代，在清王朝日益衰败的面貌之下，咸丰帝并未很好地担负起王朝重担，反而逃避现实，寄情声色，疲于应付国事。而慈禧是宫中嫔妃中少有的双语人才，能读写汉文，因此有些奏章就让慈禧代阅。从此，慈禧便逐步发挥出其自幼积累下的政治才能，甚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优于咸丰帝的冷静与沉着。据《崇陵传信录》记载：“英、法联军已陷天津。咸丰帝痛哭不止，皇后钮祜禄氏与诸嫔妃哭成一团，只有慈禧一人走向前来对痛哭不已的皇帝建议：‘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当危机来临，咸丰帝的懦弱、无主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慈禧的冷静、果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决定逃离京城，至避暑山庄避难时，慈禧更表现出直面战事的担当，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可读的日记中写到：“当圣驾之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