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物理空间上拉开了社交的距离，给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重大影响，也为银行业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带来巨大的挑战。

为满足疫情防控与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保证金融服务不间断，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使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推进金融服务向数字化的转型。

农商行在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积极研究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度。

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近年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不断发展中迸发出引领时代的巨大能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转型发展的主抓手。

据信通院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5.9万亿元，名义增长14.7%，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预计对GDP的贡献率为76.1%，相比2018年的67.9%有大幅增长。

此次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全社会数字化进程，2020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45家单位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为中小微企业推行普惠型“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旨在通过多方合力助力中小微企业形成数字经济新业态，数字经济无疑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客户需求变化倒逼银行加速服务模式的数字变革。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疫情中凸显的数字经济活力将加速数字化转型渗透到各行各业。

同时，此次疫情加速了居民消费心理和习惯的改变，“宅经济”升温，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的服务需求将逐渐固化。

面对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居民客户服务需求的变化，银行必须积极响应，运用数字化技术加速产品与服务创新，提供与线上需求相匹配的服务新模式。

数字化转型是农商行应对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

在数字化浪潮中，农商行受资产规模、地域限制、人才短缺、管理体制等多方制约，在金融科技应用上多处于“跟随”层面。

近年来，大型银行金融服务重心不断下沉延伸，利用其资金、科技及多元化服务优势打入城乡结合部、农村和小微市场，同时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其数据、平台优势也在不断抢夺农商行传统客户，使得农商行生存空间受到双重挤压。

面对严峻的竞争环境，农商行应切实深化“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充分抓住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加快提升市场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成为普惠金融破局利器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显著，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获得感明显增强，普惠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的重要抓手作用得以体现。

随着普惠金融实践的不断深入，传统服务模式在服务效率、成本、风控等方面的瓶颈日益暴露，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不匹配、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亟须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打通普惠金融发展“堵点”，用数字化新型金融模式为普惠金融发展破局。

数字技术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

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是金融服务覆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金融供给、需求结构不平衡问题在区域层面的表现。

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机构网点的铺设，人力、物力投入高，成本回收期长，客户覆盖率扩张困难。

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部分地区借助布设多功能自助终端、便民服务点、助农取款点等代理模式，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

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创新乡村便利店服务模式，通过与乡镇、村政府深度合作，采用“1台自助机具+1名辅导员”的方式，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存、取、转、汇等基本金融服务。

针对农村地区客户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的特点，聘请村委会工作人员作为辅导员，为村民进行手把手的辅导，并根据当地特点开发特色业务，满足了村民90%以上的金融需求。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渠道的逐渐普及使得农村支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农村地区发生网银支付业务63.54亿笔、金额74.27万亿元；移动支付业务47.32亿笔、金额31.17万亿元；银行机构办理农村电商支付业务3.57亿笔、金额4033.33亿元，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数字技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

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一直是普惠金融的服务重点，但由于该群体数量庞大且较为分散，个体差异大，缺乏抵质押品和有效信用记录，难以开展风险评估，成本、违约概率相对较高，使得传统信贷产品和模式无法触达。

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手段，能够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审批效率和风控能力，实现普惠金融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控险的平衡发展。

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在疫情期间大力推广线上票据贴现融资产品“快e 贴”，该产品实现全流程线上化服务，企业通过网银进行贴现申请，系统即时自动审批，资金实时到账，2020年第一季度，累计为16家企业提供1502万元快捷资金支持。

数字技术还改变了传统信贷依靠抵押物的逻辑，通过多维度的信用管理和风险评价体系，打通信贷堵点，使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显著提升。

如京东金融创新“数字农贷”模式，以农业生产过程的数据化模型和历史生产数据为基础，对未来生产结果作出预测，再以预测的统计学结果产生信用，进而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高频、多方位的监管，实现信贷服务的精准滴灌。

数字化转型助力打造民生服务新生态。

过去，民生领域因其服务碎片化，地方和部门条块割裂，缺乏资源统筹，存在“办事难、出行难、看病难”等问题。

数字技术在解决政务及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近年来，银行积极探索与政府、医院、学校、商户等服务主体合作，推动数字化金融服务与群众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医疗教育和社会公共服务等相融合，构建各有特色的金融服务平台和生态圈。

在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建设银行与133个省市搭建了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其“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建融智医”“建融慧学”“安心养老”“建融撮合”“裕农通”等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的便民服务。

北京农商银行针对企业账户开立、支付结算需求，通过“凤凰有约”服务平台线上对接“北京市企业登记e窗通服务平台”，实现新注册企业从办理营业执照到开立银行账户的全流程“一站式”金融服务。

在养老服务领域，北京农商银行以“养老助残卡”和“民政一卡通”为介质，为老年人提供“出行+消费+理财+政补”一体化服务，尤其在疫情期间创新应用电子消费券模式实现失能老人护理专项补贴发放，切实便利了老年人的生活需要。

四个方向把握农商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之道农商行分布广、数量多，扎根基层，与中小企业有着天然的相容性和契合度，本身具有普惠金额特点。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5万亿元，其中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4.54万亿元，占比36.18%，高于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

利用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提升农商行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对于优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农商行需要在差异化、场景化、线上化、数据化四个方面齐发力。

发展路径差异化，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品牌形象。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普惠金融愿景的手段而非目的，对于农商行来说，追求大而全的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转型的初心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地缘人缘优势，不断谋求与地方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农商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农商行应确定自身业务发展重点，然后有针对性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重构和优化。

如以“社区银行”“养老金融”为突破点，通过分析区域经济特点、社区人口分布、客户资金情况、金融服务交易习惯、消费行为等因素，在为家庭、老年人提供定制化、便捷化、数字化金融服务的基础上，附加休闲、娱乐、社交、养生等特色服务，通过“金融+非金融”的联合运营，黏住自己触手可及的客户，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品牌形象。

金融服务场景化，构建特色区域生态圈。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所有行为，包括支付、理财在内的金融服务与社交互动，都将融入到具体的场景里。

农商行要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无边界场景服务，提升场景融合能力，以无处不在的银行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金融需求。

一方面，要主动出击，尽可能抢占具有流量优势的平台资源，形成数据资源及用户习惯沉淀，从而形成场景的优先卡位；另一方面要发挥与区域经济共生共长的优势，通过将银行服务嵌入政务、医疗、学校、商店等高频生活场景，以B端、G端为突破口，实现C端获客，依靠B端和G端的高活性生态，引导场景客户转化为银行客户，建立区域竞争壁垒和护城河，构建起具有本土优势的特色区域生态圈。

业务经营线上化，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

在这场战疫中，各大银行的线上化应对措施，不仅是银行数字化实战能力的检验，也是数字时代下对客户经营模式和应急能力的审视。

农商行应整体审视各条线业务的前中后台业务环节，完善各业务模块环节的线上化。

例如，前台应着力推动客户的渠道线上化、客户经理展业移动化、合作伙伴及同业机构业务处理的线上化，尤其要提高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自助渠道的迭代创新及资源整合能力，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线上获客、活客、留客；中台要提升线上化业务处理的能力；对于后台也应加强科技对内部经营管理的优化，减少线下和人工操作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线下网点、乡村便利店等物理渠道依然是连接客户的重要触点，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智能机具的优化布局与更新升级，更多应聚焦于功能及服务模式的转型与拓展，客户部分刚性需求是无法通过线上满足的，线下网点应通过真诚交流和专业服务去满足那些更复杂、更需要现场介入的金融需求，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

信息资产数据化，增强数据治理和应用能力。

农商行与生俱来的科技短板以及平台迭代的落后，使得其在发展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方面不得不借助第三方数据公司、金融科技类公司的力量，而在合作对象选择上，由于体量小，议价能力弱，农商行很难得到大型数据公司或金融科技公司的青睐，给数据治理留下了隐患。

数据治理首先需要强大的数据支撑，因此要重视建立和管理自身信息资产，实现数据化，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避免数据多头管理、部门数据相互割裂，既要加强内部数据收集管理，又要在保护客户信息的前提下，通过合作批量获取更多外部数据，引入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数据分析和洞察能力。

其次数据要可控，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明确提出金融机构要“提升新技术自主掌控能力”。

在与第三方公司合作时，既要防范数据泄露风险，也要避免数据采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三大体系夯实农商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根基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持久战”，是整个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内部的“久久为功”，也需要外部的“鼎力相助”，只有内外相促，形成合力，才能在数字洪流中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