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新诗的主要流派

（二）、朦胧诗的缺点
朦胧诗潮与法国象征派和英、美意象派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它的象征与意象，所以容易造成个体真实的遗失，过分地强调的以“我”为中心，从而忽视客观环境的存在，难免会使个体思维沦陷与混沌，生命乃至灵魂将会因失去固有的支撑而导致个体的衰竭；容易造成品读偏僻晦涩，涵义模糊，让读者感到困惑；过分追求意象，无节制地滥用意想、瞒天修饰、非法常规地用词使作品失去了“可感”的能力，造成似懂非懂，不能给人以明确的印象，这是朦胧诗的致命伤，事实上也是它走向衰退的原因。艾青曾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我个人以为这话有失偏颇，但确实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三、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1、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使朦胧诗作品的主题具隐约性和多义性。朦胧诗人采用这种若隐若现的表现形式，再加上象征、意象、通感、暗示、隐喻、变形等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不即不离，捉摸不行”的隐约性、“诗无达诂”的多义性。
2、注重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法，一反传统的以比喻手法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方法。诗人在凝神观照中，拆除开所观照的对象，把自己的生命输送到没有生命的生物之中，赋以静止的生命与灵魂，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这种“移情说”应用到文艺创作便产生了象征手法。象征附丽并寄托着朦胧诗人自己漂泊不定的想象，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暗指性，常用于表达多层主题，表达复杂感情，表达抽象的意识和情绪。
理解“后新诗潮”的出现与特点，还得从将近百年的新诗的发展与状况谈起。从胡适的“老鸦”，郭沫若的“女神”到如今中国新诗的近百年的旅途中，虽说新诗从无到有，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和不少诗歌艺术的尝试，但总的说来，作为汉语诗歌，中国新诗仍处在寻找自己的阶段；寻找自己的诗歌人格，诗歌形象，诗歌的汉语特色。新诗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不停的流浪中。
3、顾城
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其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工。“文革”开始时才10岁，两年后，便随父亲下放山东北部某农场，在放猪的同时喜爱采集昆虫标本，并在那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还编有一册格律体的诗集《白云梦》。1973年（17岁）又随父亲返回北京，当过一段时期的木匠、搬运工、借调编辑等临时工。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因《远与近》、《弧线》等引起争议，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主要作家之一。1980年，以《小诗六首》参加“青春诗会” ，再次引起争论，从而引发了长达六年的“朦胧诗论争”。1981年，因《抒情诗十首》获“《星星》诗歌奖”。其诗集除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岛顾城诗选》和《五人诗选》外，还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等。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作文化交流。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于新西兰的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同年9月，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杀妻子谢烨（诗人雷米）后自杀，身后出版有长篇小说《英儿》（与雷米合著）、《顾城诗全编》等。
因此80年代至今有了朦胧与朦胧后与新生代与后新诗潮……真是以揭竿换代来推动新诗的发展。新诗的运动气氛如此之热烈，以至没有评论家来得及仔细推敲那些如潮涌的诗集。我们这些在观众台上的观众也只顾得以视力追逐着新诗的赛车，由于车辆急驰而过，我们来不及认清驾驶人，只能在紧张而喧闹的喝彩声与啦啦队的欢呼声中向获奖者致以敬礼。当到自己的斗室中时不觉有些茫然。
2．舒婷
原名龚佩瑜，1952年6月6日生于福建泉州石码镇，长于厦门市鼓浪屿。1966年（14岁），因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在作文中有抒情表现而受到批评。1969年（17岁）初中未毕业即下乡，到闽西北山区的上杭县插队落户，1971年开始写诗和散文，并得到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福建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其诗也在知青中流传。1972年回城，在厦门当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各种临时工。1977年，认识了北岛等北方的诗人，并成为《今天》的撰稿人，她的诗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79年4月，在《诗刊》上发表《致橡树》，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1980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围绕着舒婷的作品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专题讨论，虽然她的《流水线》和《墙》等作品也受到批评，但仍将她推上了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地位。1980年调福建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新诗（诗集）评选的“二等奖”。同年，还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随着北岛的停笔，她也有一段时间的停笔。三年后重新执笔，创作数量有所减少，出版有《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五人诗选》（1986）等，但兴趣已逐渐转向了散文创作。现居鼓浪屿，偶出诗坛。
崛起诗群：一批于文革中被迫到边疆从事劳动改造的作家，在劳改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拨乱反正后，开始在诗坛崛起的诗人。
崛起是相对，七十年末期间的回归而言，标志着中国新诗对传统创作模式的突破，这种崛起不仅包括80年代早期的朦胧诗群，甚至包括后来的实验诗群。
朦胧诗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它在诗坛乃至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1] 朦胧诗因其“朦胧”而“含蓄”、“深远”，所以被冠以“朦胧诗”。
五、朦胧诗代表人物及现状
1、北岛
原名赵振开，笔名有“艾珊”、“石默”等。原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9年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在那里当了11年的混凝土工和烘炉工。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也写过小说《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篇和短篇小说。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并作有诗作《回答》等。1978年12月23日，与诗友芒克等人共同创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创刊，任主编（《今天》于1980年底终刊，共出9期，同时还编有《今天》文学丛书和《今天》文学研究资料等）。1979年在《诗刊》发表《回答》，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从此成为当时最有影响、也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诗人之一。1980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1981年到《中国报道》社任文学编辑，后辞职。这年，他的小说《波动》在《长江》第1期上发表，但因其存在主义倾向受到批判。此后，他还发表有小说《稿纸上的月亮》，出版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五人诗选》（1986）等。其中，《北岛诗选》获得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80年代末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出版有《太阳城扎记》（美国康耐尔大学出版社）、《北岛顾城诗选》（瑞典好书出版社）等诗集，以及《归来的陌生人》等。90年代后，在欧美流浪，现居美国。北岛仍然活跃在文坛，只是改写小说与随笔了。
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用新的艺术实践对沿袭以久的、固定不变的诗歌模式和审美惰性，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使人们醒悟诗还有另一中写法；这是诗的觉醒，是诗自身的复归。新诗潮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在于以自我复归为外观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于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诗美学思想。［２］朦胧诗的诞生曾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现今随着现代主义思潮在文化意识领域的逐渐渗透，朦胧诗已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认同，但朦胧诗本身也走向了衰退。
二、朦胧诗的思想内容：
1、朦胧诗一反传统的思想模式，追求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真诚善良的人性回归。
2、朦胧诗注重自我表现。它之所以给人“新”的感觉，是因为出现了具有现代青年特点的“自我”。在艺术上，朦胧诗开始注意到汉语的诗意特质，讲究精练、暗示、含蓄，讲究意象的经营。即使是理性的思考，观念的传达，也能借意象的运作而完成。
3、注重意象化手法和意象层面的立体组合，常常采用艺术通感（移觉）手法和艺术变形手法。
4、注重跳跃性情绪节奏和自由化的内在结构与韵律，以表达情绪为目的，以喧泄心灵为宗旨，因而不看重外在结构。不拘于只借助外部的声音循环作为诗的韵律美，而是重视诗行中的内在声音美以及其他各种内在的韵律美。尤其重视把外部的韵律和内部的韵律结合起来，从而使诗歌的韵律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４]
80年代这场辩论所以如此具有震撼力，实是因为新诗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封闭垄断、冷冻状态，走遍南北只见一种品种，即革命英雄主义，在文革期间演变成全民的战歌，是大跃进年代的全民民歌的姐妹篇。因此80年代破土而出的朦胧诗被惊呼为“崛起”。从此崛起的灵魂就游荡在新诗的上空。平心而论朦胧诗的崛起是一次心灵的苏醒和精神的抗争，因此突破了假、大、空的封锁，吐出新诗的新声。但如果将80年代朦胧诗及其追随者的诗作来与上半世纪已经产生的新诗各派大师的力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朦胧诗实是40年代中国新诗库存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与收获，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从诗歌艺术上讲并没有多少崛起。这一点，如果不将80年代的新诗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座标上来评价，是看不到的，对于一些孤立地考虑当代新诗的诗评家和青年诗人，这种评估的角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没有重视朦胧诗之崛起与现代新诗的源由关系，80年代的“崛起”被夸大了，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崛起精神，并从此造成当代新诗的崛起情结，总是以“揭竿而起”的心态推动当代汉诗的发展，以至约五年一崛起，如某派诗人曾公开宣布：中国当代新诗每五年一换代，PASS前一代，所以在80年代中已形成流派大展，各显新奇，形成各代都以为新诗从我开始的浮躁心态。由于对于文化解冻局面的欢呼，从读者到诗评家，及诗人群都浸沉在极大的激情中，以全部的激动投入求新、仿新、追新的浪潮中，面对诗歌艺术，理论本身缺少冷静的评估。崛起的热情诚然给僵冷的当代新诗注射了新的生命力，其功不可没，但这种崛起热也带来一种很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将中国新诗成长中面临的各种本质问题搁置不顾，而一味追求新的崛起，拔苗助长之风大盛，仿佛当代诗史必须以一个个崛起串起成龙，为了崛起，必须挖空心思制造“新”，甚至仿西方昔日之新，使之成为中国诗坛今日之新；如果认真研究西方之新，而后尝试之也罢，却又缺少这种耐心，往往取其皮毛，仅以之向久经封闭，耳目闭塞之诗歌大众炫耀一番，猎取“先锋”之名。这无形中造成今日诗坛泡沫繁荣假象。各届崛起的喧嚣远远超过其诗的实质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