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空间：一个批判性的视角by林晓珊一、何为空间？由于对空间本质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论述上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在继续讨论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之前详细考察一下究竟空间是何物。

阐明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Sayer，1985：49）。

空间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这两重属性。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重建空间理论中提出要建立“空间辩证法”或“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不仅抓住了空间的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把空间的社会属性纳入到空间理论中。

卡斯特（2006：383）认为，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

列斐伏尔摆脱了空间是空洞和静止的观念，强调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性，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2003a：48）。

因此，列斐伏尔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Lefebvre，1991：26），空间并非是中立的、“纯净”的，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空间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它总是包含着政治性和策略性（Lefebvre，1977）。

列斐伏尔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把空间带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尤其是他所提出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物”已经成为了今日空间研究领域的格言。

塞耶（Sayer，1985）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对空间的误解。

他认为，最为常见的错误在于含蓄的假设：由于空间只能存在于由物体构成的空间当中，它可以全部还原为客体。

在塞耶看来，“空间部分地由社会所构成，但是它既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的要素，也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的要素”（1985：59）。

但是，上述争议却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列斐伏尔的一个被普遍公认的重大贡献就是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进马克思主义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一面。

因而，透过这位空间理论创始人对空间的类型与特征的阐释，我们也许可以做到对空间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列斐伏尔对空间类型学的划分明显是秉承了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区分。

列斐伏尔将空间区分为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

抽象空间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空间的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因为它并未如马克思所说走到了穷途末路，相反，资本主义经由占有空间并将其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而维持与延续。

此外，列斐伏尔还区分了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和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Lefebvre，1991：48－52）等等。

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框架的最为精彩的分析之一在于他反复讨论的“空间三元性”（spatial triad），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空间实践”指的是发生在空间并跨越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

“空间的再现”指的是一个概念化的、想象的空间。

这是在任何社会占主导或垄断的空间（Lefebvre，1991：38）。

这一空间往往带有某种象征权力持有者的符号、编码和“行语”（jargon）。

“再现的空间”指的是日常生活的“实际”的空间，与一般的大众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空间，指被图形与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赋予生命力的空间。

它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一种被支配的空间——因此是被动地被经验的——这一空间乃是想象想要改变和挪用的空间（Lefebvre，1991：39）。

列斐伏尔赋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是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实际的（lived），这三元性之间存在的辩证联系。

如果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在三个空间性的术语理解起来比较费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另一句导论性的话：“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

易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Lefebvre，1991：11－2）。

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性即包含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三个领域。

正是列斐伏尔的这番话和其空间三元辩证法激起了索加对“第三空间”的分析。

索加（2005：84－87）关于三个空间的论述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从图1得到直观的表述。

二、空间如何生产？列斐伏尔早已敏锐地察觉到，空间本身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没有结束的历史进程，而其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重视空间的生产。

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具有核心功能，列斐伏尔就曾总结了资本主义空间的四种功能：1）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2）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3）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4）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

因此，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列斐伏尔，2003a：49）。

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列斐伏尔，2003a：47）。

那么那些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如城市建造、规划与设计，尤其是城市中以汽车为主导的建筑、道路和桥梁等的规划与设计，便进入了我们探索的领域，而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这些空间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具体如何通过空间扩展而增强财富和生产力基础，调整和巩固生产关系，从而延续生产呢？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

但是，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他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列斐伏尔，2003a：48）。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空间生产的真相，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003b：62）。

因而，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是一个各种利益奋力角逐的产物，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与权衡。

在列斐伏尔笔下，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它主要是政治经济的产物，用索加的话说就是：“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索加，2004：121）。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与空间相关的一切，都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

列斐伏尔强调，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人们现在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这样，空间就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土地、地底、空中。

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

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

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列斐伏尔，2003a：49）。

城市规划则成了列斐伏尔用来分析空间使用的政治学意义的重要案例。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规划的设计者正置身于主导性空间之中，对空间加以排列和归类，以便为特定的阶级效劳。

在资本主义空间格局的城市化改造过程中，列斐伏尔尤其重视市场空间和道路系统在其中的作用。

随着市场（marketplace）的空间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的提升，城市内部空间格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资产阶级的市场大楼逐渐在城市中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空间”（dominant/dominated space），渐渐地取代了教堂在城市中的象征性地位。

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这些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的“空间的再现”也逐步地构筑起来（Lefebvre，1991：265）。

另外一个重大的“垄断性空间”的形成在于为了打破城市交通限制和促进城乡之间的自由交通而开辟的“道路网”。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格局的改造过程中，列斐伏尔还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社会空间的三个主要特征，即：同质的（homogeneous）、断裂的（fractured）和层级的（hierarchized)。

由此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城市的一系列矛盾，例如，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地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机构和商业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外围边缘地区置换。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展和调整中，日益充满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统治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

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围绕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是资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焦点，所形成的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基本危机。

如果说上述分析的还只是资本主义城市内部的空间生产，那么，我们还需要来看一看列斐伏尔和哈维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和全球化空间生产的论述。

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批判是将都市化－国家－全球化的“三位一体”作为理解批判想象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

现代国家体系是以城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核心的内容是绝对的“主权”，每一主权国对其所领的疆域内的一切的绝对的、排外的主权。

在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讨论中，现代国家体系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他的分析中，现代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者，在支配、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格局方面是发挥着最为直接的作用的（李家翘，2005：114）。

他关于国家空间（state space）的思考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批判，在他看来，国家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对社会空间进行组织、控制和机制化的企图，空间是国家试图控制个人、团体、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

因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干预必须以空间观念加以解析。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球空间扩展中，空间本身已经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因而，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重要统治对象。

哈维同样深刻洞察到了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再建构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哈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来解释时空关系的变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压缩”的加剧，表明了特殊的后现代性状况的实际内容和背景，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通过把这种状况放到它的历史语境之中去，作为由资本积累及其不断追求“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和减少周转时间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接连不断的浪潮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至少可以把后现代的状况拉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释的范畴中去（哈维，2003：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