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成仿吾

文化分类：扒着门缝看历史

申公申明：本人崇敬鲁迅，本人也崇敬成仿吾。重提此事，只是偶然想起成仿吾而已。他应该被人记住才是。而不像某些文章中所提及的，似乎成仿吾像坏人一般。诸如投机取巧,目中无人,眼高手低等等。鲁迅当年,只是不喜欢他的批评风格,并不厌恶其人。据说,当年成仿吾回国,重新找到党组织,鲁迅曾帮过忙。1931年,鲁迅日记中,就曾有接到成仿吾信等语。估计就是这件事。

1922年，上海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成为“创造社”的重要品牌。关于“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评价。不说。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飞黄腾达，郁达夫客死他乡，唯有成仿吾，其后半生不得志，且深受迫害。这也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事情。

对成仿吾其人，我是十分尊敬的。原因之一，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我曾目睹风采、亲聆教诲。宋任穷同志曾评价成仿吾说，他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其一生阅历丰富，建树非凡。1936年，丁玲在陕北见到成仿吾时，描绘成仿吾说，他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

成仿吾(1897-1984)，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今湖南新化县人。1910年，成仿吾随兄赴日本留学，曾就读名古屋第五中学等学校。1916年，就读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1921年回国，任湖南兵工厂技正。次年赴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5年，赴广州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立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军校兵器处技正及代理处长。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由日本往莫斯科，最终到达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同年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后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他是鲜有的参加过万里长征的革命文化人之一。当年曾与他同在“创造社”为革命文学呐喊的郭沫若先生，则跑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去了。

以成仿吾革命资历之深，何以建国后仅仅官至大学校长呢？是他老实巴交？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当年读书之时，曾因为读鲁迅作品而知道“石厚生”的名字。石厚生，就是成仿吾的主要笔名之一。“创造社”与鲁迅的笔仗，尽管被定位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但是，鲁迅当年对成仿吾之深切不满，也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诸多文章之中，曾多次提及成仿吾。鲁迅之不喜欢成仿吾，跃然纸上。

1935年，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的序中说：“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先生在其序文中提到的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已是十年之前的事了）。当时，年轻气盛的成仿吾先生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当时，成仿吾是“创造社”从事文学评论的主将。尽管，郭沫若（笔名杜荃）、郁达夫等人，对鲁迅的作品也有批评，但毕竟成仿吾的评论最多，且言语刻薄，自然也就大大出名了。成仿吾在文章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成仿吾天性好斗，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是李逵。自创造社始，成仿吾即对鲁迅“抡板斧”了。成仿吾曾笔伐鲁迅，刻薄地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趺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成仿吾甚至还呼应所谓“绍兴师爷”的说法，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他还称鲁老爷子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他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曾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来回应批评，鲁迅的笔战文章，是很老练的。他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他还讽刺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种批评，看上去让人莫名其妙，其实是很厉害的一手。“创造社”诸公，几年前还在推崇所谓的浪漫主义，现在怎么突然笔头一转，开始推崇革命文学了？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的投机主义面目：“投机善变”，自然是不靠谱的。鲁迅还批评成仿吾说“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对这种“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甚是“憎恶”。因为成仿吾曾称鲁迅三个“有闲”，鲁迅还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几年之后，鲁迅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他曾说：“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鲁迅甚至在十年之后，《故事新编》再版之时，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希望不要误人子弟。记恨之深，可见一斑。

尽管，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是，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青年“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也记不得了（注：想找也困难）。然而，“才子加流氓”的称呼，以鲁迅的巨大光环，早已变成一种紧固箍。成仿吾的名字，在鲁迅的文集中白纸黑字，似乎就是一种反对鲁迅的证明。看来，成仿吾是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了。尽管，成仿吾后来参加革命，其“吕布式”的习性早已改变，也吃了许多苦，有很大贡献。然而，他与鲁迅的这段交战的经历，却是怎么抹也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