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作者：郝先中

关键词：“废止中医案” 存废之争余云岫陆渊雷

摘要：1929年，以上海为中心，中西医之间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陆渊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医界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素有废止中医思想。陆渊雷以能言善辩称誉医界，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而在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上海中医界挥戈上阵，群起而攻余云岫及其提案。1929年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拼死搏斗，且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形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不仅对全国范围的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丰富了近代医疗文化史的深刻内涵。

1929年2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提出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举国哗然，中医界为自身生存而殊死抗争。在这次斗争中，除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抗争、零星的抗议活动以及政府内部、医界内部的明争暗斗外，废存两派的文字论战确是双方一种重要而又尖锐的对立方式。这次论战不仅壮大了运动的声势，也为最终取得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论争的性质也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范畴的丰富内涵。

陆渊雷与余云岫的前期论战

陆渊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医界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素有废止中医思想。陆渊雷以能言善辩称誉医界，时人以为唯陆氏与余云岫旗鼓相当。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文字尖刻，对余云岫等人大加攻击和讥讽：“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是孙子罢了。……如今这些少数西医拼命地要消灭中医。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国文字，所要消灭的又是中国医学。在日本一方面呢，收着这些孝顺义子总算是眼力不错，可是这些义子昊天罔极地孝顺他义祖义父，不佞倒要予先替他们议定个谥法，叫做奴隶派的西医。”[1]

此文被认为是中医界攻击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见当时中西医论战火药味十足，由学术而动意气，余云岫等被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几个奴隶派”，余云岫等当然不甘示弱，在此文发表后不足三个月，余氏便在南京中央卫生会议上愤然提出“废止中医案”。中西医之争陡然激化，进入了政治层面的交锋。西医界面对陆渊雷等人的谩骂，也有不少反驳性文字出笼，他们更多地利用学术上的优

势，反唇相讥，颇中中医之弊。余云岫说“讲到新医旧医，那一重门户能够限制我，他们喜欢谈气运，我就同他谈气运，他们喜欢谈易理，我就同他谈易理，穿房入户，升堂入室，连旧医的厨房、亭子间、屋顶、地下室都走到，简直可以说没遮拦，还什么界限可分、门户可争呢？所以这部书是旧医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单单向着旧医骂山门的伎俩。”[2]

另外，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充满意气。文中写道：“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3]

从1928年起，陆士谔在《金刚钻报》上辟“小闲话”一栏，连篇累牍地发表医学见解和评论，并以《金刚钻报》为阵地同余云岫等西医针锋相对。这里摘取陆士谔的几段攻击性文字，从中可以略窥其中的火药味。陆氏抨击余云岫等“迩来西医，张牙舞爪，大肆簧鼓，讥吾中医不合科学”，[4]他建议政府：“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逼发选票，令国民自由投票，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政府监视开票，吾知信中医中药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医西药者不过五人也。”[5]

中医界群起而攻“废止中医案”

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上海中医界更是挥戈上阵，群起而攻，火力集中余云岫及其提案上。这次不再就中西医优劣等学理问题与余云岫等纠缠不清，而是逐条批驳余云岫等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3月11日，张赞臣等联合八个医学团体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愤怒谴责余云岫等利用法权干涉打压中医，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毁国粹学术”的高度，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6]，针对余云岫在提案中指责中医的“反动”性，中医界高揭三民主义的旗帜，声称中医完全符合三民主义。中医界的这种驳难，将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显然是为了争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优势。

“废止中医案”是西医利用政府权力干预的产物，对此，中医界亦以牙还牙，同样注重运用政治力量。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7]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大厦召开的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

中医中药涉及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医药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药界抓住这一要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口号，确实有一定说服力。中医界因之斥责废止派“以遂其推销西药之阴谋，倒行逆施，甘为帝国主义者张目”，并且断言废止中医“事关国计民生，不仅中医局部问题” ，[8]基于此，中医界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旗号，明确提出提倡中医药的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9]不可否认，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宣言和通电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均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中医界规模宏大、气势夺人的批判着实刺激了西医界的反感。上海西医界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和反驳性文章，回应中医界的批判。此时，双方论战的焦点是中医存废问题了，已不再是一般的学理之争，对中医界来说，这场论战已经演变成为捍卫自身生存权的殊死抗争。

率先发起反击的依然是巧言善辩的余云岫。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以抑扬顿挫、气势磅礴的措辞，似重拳出击，确实给了国粹派一个下马威，大有短兵相接之势。余云岫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 。他认为中医理论“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 。余云岫将中医界的抗争视为“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10]

期间，余云岫还两次致函《时事新报》，对该报3月14日和18日两篇社论提出反驳。他指责中医界的抗争言论皆为意气之谈，指出中医界及舆论界在讨论中医存废时均没有注意存废之根本原则问题。他认为：“原则者何？学术之根本问题也，世界之潮流也，二者为解决新旧医纷争之先决问题。学术之真妄是非明，存废即不成问题。”[11]

胡定安、汪企张也是西医阵营里不可缺少的干将，报章杂志上不时出现他们与中医论战的文章。胡定安坚决主张废除“不进步”之中医：“彼中医药团体仍持固见，而强欲西医为派别相争，完全各趋极端，不在科学立场上谋解决。苟如此，则使中央施政因而不能贯彻，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即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12]汪企张则质问中医界：“你们所办的学校，因为不合现代国家教育原则，不能加入系统，所以各自超然独立，我行我素了，现在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13]

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中西医双方皆使出浑身解数，竭尽攻讦讥讽、指责谩骂之能事，大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之势，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拼死搏斗，且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形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不仅对全国范围的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丰富了近代医疗文化史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