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撤侨事件

利比亚“大撤侨”事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在此次利比亚政局发生动乱，我国共从利比亚撤侨近3万人，其效率和规模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直好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为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敲响了警钟。

利比亚国内政局的动荡致使我国在当地的几十家中资企业的业务活动无法持续，并导致大规模的人员撤离和后续业务的不确定性。由此而产生的实际和潜在的损失不仅对相关的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也引发了我们对我国企业在外直接投资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主要从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区位优势选择、当地化策略和政治风险防范的角度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此次利比亚事件给我们的直接教训是，在决定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方面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在当地投资是否安全；二是能否将区位优势与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内部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总而言之，企业“走出去”必须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进行理性的投资，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优势合理的选择投资区位，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也更有效益。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本土化策略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本土化”策略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所谓的“本土化”就是尽可能的开发和利用当地的资源来满足企业业务的运营需要，包括在当地融资、雇工，以及聘请当地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可以减少意外风险可能造成的人员费用损失。

第二，可以使当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从投资中获得直接的好处，并给企业带来长期的回报。在对外投资中不仅要遵循市场规律，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还应当

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防范

利比亚“撤侨”事件所引发的直接反应就是企业应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避免类似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有：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政局动荡、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因素。

企业应当强化风险意识，在投资前应当对当地的政治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应当尽量避免到政治不安定、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比较浓重以及为国际评估机构认为具有潜在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

第一，企业应当尽可能到具有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去投资，以便使企业的投资得到必要的保护，从而避免政府没收等极端政策变动风险。

第二，在政治风险的防范上企业还需要进行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可能投资收益也比较高；通过政治友好关系可以在当地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但同时

也承担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发展格局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建设，需要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以海引陆、以陆促海、海陆联动、协调发展，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国务院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为浙江充分发挥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岛开发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包括了浙江全部海域和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市的市区及沿海县(市)的陆域，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3.5万平方公里，2009年区内人口约2700万。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建设，需要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以海引陆、以陆促海、海陆联动、协调发展，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强化“一核”

“一核”，即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核心区。加快核心区建设，对于提升浙江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围绕增强辐射带动和产业引领作用，继续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积极推进宁波、舟山区域统筹、联动发展，规划建设全国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国际集装箱物流、滨海旅游、新型临港工业、现代海洋渔业、海洋新能源、海洋科教服务等基地和东海油气开发后方基地，加强深水岸线等战略资源统筹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网络，形成我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点区域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地。

宁波—舟山港是核心区建设的重中之重，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6.3亿吨，集装箱1314万标箱，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一大综合港、第六大集装箱港。宁波—舟山港要坚持集散并举，实现与上海港错位发展。港域中部重点发展集装箱现代物流，统筹发展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LNG)、矿石、煤炭、粮油等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和贸易，增强宁波—舟山港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保障支持能力；港口北部区域重点完善海进江系统，成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海进江系统的重要基地。

提升“两翼”

“两翼”，即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尽快提升两翼的发展水平，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提高海洋经济总体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北翼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现状开发密度较大，未来发展应以转型升级为重点，对外要加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对接，加强融合与接轨，突出新型临港先进制造业发展和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对内要强化功能分工与协作互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布局体系，最终打造成为引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南翼紧邻海峡西岸经济区，民营经济活跃，对外要加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对接与合作，对内要加快民营经济转型提升，引导海洋三次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最终打造成为东南沿海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做强“三圈”

“三圈”，即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推进新型城市化，做强三大都市圈，增强现代都市服务功能，对于提升区内科技创新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加强沿海都市圈的海洋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加快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海洋开发由浅海向深海延伸、由单一向综合转变、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建设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活力较强、产业层次较高的重要区域。

三大都市圈在建设导向上也应各有侧重。杭州都市圈，发挥在海洋工程、海水利用、深海勘探等领域的科教优势，做强海洋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强对海洋综合开发的科技、人才、教育、金融、信息、设计等支撑能力。宁波都市圈，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和国际现代港口城市建设，做强港口物流、口岸贸易、滨海旅游、海洋装备制造等产业，增强对国家战略物资储运保障、东海油气开发和海洋科教研发的服务能力。温州都市圈，加强民营经济发展先行创新，推进温州枢纽港、滨海重点开发区块建设和临港先进制造业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中心城市。

集聚“九区”

“九区”，即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坚持产业培育与城市新区建设并重，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市的九大产业集聚区。与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