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科学诺贝尔奖路在何

中国本土诺贝尔科学奖路在何方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基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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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奥运会上，中国每每取得辉煌的成绩，奥运金牌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在中国本土上，除了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尚无其他诺贝尔奖诞生，于是诺贝尔奖成为了中国人的痛处。

很久之前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项调查：“您觉得未来20年内中国人会获得诺贝尔奖吗？”对此，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华人高锟诺贝尔奖庆祝会上说，“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此外，他说诺贝尔奖越来越重视应用科学研究，值得年轻人注意。

在杨振宁和网友之间，奈斯比特好像更倾向于网友。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但是能否实现目标，是有前提的：“目标是否能够全部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奈斯比特真的是很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他提醒：中国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重视考试成绩的教育体制，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同时，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其中，较为严重的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中国人的共同心态是：面子很重要。为啥？因为“咱靠的就是这张脸”。但是，面子诚可贵，创新价更高。实话实说，维护自尊，保不住“老面子“，不耻求学，才能创造“新面子”。

2012奥运会，中国金牌与日本的比例是38：7，但是日本与中国的诺贝尔多获奖数确是国人不愿提及的数字。诺贝尔奖，是对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衡量。全球科技实力竞争，是另一场更具未来意义的奥运会。这里的竞争难度更大，也更需要发扬奥运精神。还是孙中山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了这么多，那么中国本土诺贝尔奖的突破点在哪些方面呢？

一、注重基础科学研究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目前是相对落后的。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院士特别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基础科学是所有工程科学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欧美，在开展太空研究或者是尖端工程研究的同时，一定花很多功夫培养基础科学。”他还说：“整个国家的投资，既要照顾到工程需要，也要投入足够的资助在基础科学上，有了平衡发展，我们成为第一流的国家是毫无问题的。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物理、化学、生理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距离，即使“神十”的辉煌也掩盖不了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滞后。据说，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教授曾表示：20年内，中国也许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接着他又浇了一盆凉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所以，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我们更应注重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二、健全制度

科学的生命就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在科学界搞一言堂，实质是抹杀了科学的创新

性。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开放程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创新精神得不到支持。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其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公平的竞争性。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能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我不相信，你就通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学阀学霸作风，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打击报复，压制封锁，在学术界也是司空见惯。内耗扼杀了中国学术界的创新精神，也是大型科学研究团队无法形成的原因。比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中小学）或就业率（大学）。前不久，教育部下文规定“就业不好的专业要减招或者停招”，就是教育决策错误的明证。显然，就业不好的专业，首当其冲就是不能立竿见影出效益的基础理论、基础研究专业，如数理化等。

三、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滞后思想

传统文化中一些因素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中庸之道是处世之道，为官之道。孔子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中庸之道讲的是趋同性：即布木布泰所说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价值观：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科学之道与其相反，讲的是立异性。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作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的科学观点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我们离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多远？这个距离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概括的。也许在当前教育、科技等的决策或体制下，若干年以后，我国也有可能获得某个“诺贝尔科学奖”。但这“偶然”得到的诺贝尔奖，对于我国教育、科技等的整体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或促进意义，可能反而不利，因为它会在举国欢呼的同时，掩盖了我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而探求我国目前“诺贝尔科学奖”阙如的原因，则可获得对教育、科研等体制改革的启发，这样对我国教育、相关科学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也许更有长期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科学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供了对我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我国教育、相关科学等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